从美国与伊朗的相持不下，到美国与朝鲜的彼此退让，从布什政府中鹰派与鸽派的此起彼伏，到美国与俄罗斯的较量升级——过去一段时间国际政治中诸多吸引眼球的变化，也恰恰验证了社会学中的“鹰-鸽均衡”理论。
在社会学家眼中，自然界可以大致分为两类鸟，一类比较凶猛，姑且称之为“鹰类”，另一类比较温和，成为“鸽类”。如果两类鸟同时发现一种食物，鹰类总是会通过凶猛的抢断把食物搞到手，而鸽类则只好忍让。
接下来的推论很重要。如果鸟中绝大多数属于鸽类，只有少数一些鹰类，那么鹰类会占很大便宜，而随着鹰类越来越容易摄取到食物，它们也会越来越快地繁殖，鹰类也会越来越多。但颇为微妙的是，鹰类的增多将会使被破坏的“平衡”重新恢复平衡。
为什么会“峰回路转”呢？原来，鹰类数量的增加，用戴维．弗里德曼的话说，就会导致鹰类优势的减弱，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争斗会增多，而带来的损失也会逐渐多于所得。用于人类社会，就是那些喜欢争斗并因此而获利的人，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阵营，而随着阵营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好斗型”策略，将会引发更多的争吵乃至争斗，并最终使得获利变得艰难，而代价则越来越高。时势的变化，也会逐渐使得好斗型转而采取妥协与和解的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国际形势的诸多变化都与以新保守派为代表的美国鹰派过去几年中的起伏有关。从对外政策看，由于鹰派的主张为“9.11”后强势的布什总统所采纳，并因阿富汗战争的“成功”而一度占有上风，直接导致了三大后果。
首先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根据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沃尔福威茨提出的“多米诺牌理论”，伊拉克民主化会对整个中东的民主化产生影响的主张得到了美国副总统切尼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支持，并将布什政权引入了伊拉克战争。而当时如日中天的状态，也使得布什政府在处理朝鲜、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强硬，激化而不是缓和了矛盾。
而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鹰派的咄咄逼人，以及萨达姆鸽类式的退让做法，以及所产生的相反效果，则给予了其他国家很大的“启示”。尤其是那些美国的“黑名单上的人”，不久便意识到，萨达姆式的委曲求全的策略选择是不明智的，而鹰类式的好斗做法则是可取的并很可能会有助于自身赢得更多的“食物”和“空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伊朗，还是朝鲜，委内瑞拉乃至俄罗斯，都相继选择与美国硬碰硬的做法，从而也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地分散注意力，而获利空间也大为缩小。
事实上，即便是在伊拉克国内，那些布什政策的反对者，以及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各派利益群体，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抵抗和强力博弈的做法，使得萨达姆之后本来就难以控制的局面更为失控。
不仅如此，鹰派的做法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华盛顿，鲍威尔等人对沃尔福威茨等缺乏“实战经验”的理论家的不满已是公开的秘密，随着新保守派在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政策领域的节节落败，进而演变成一种嘲讽。在国务院的一次工作班子会议上，当一个下属提到拉美的“左翼疯子”时，把任期中的大量时间都用来与鹰派特别是“新保”人物较量的时任国务卿鲍威尔情不自禁地拿“右翼疯子”大开了一番玩笑。而在鲍威尔等人离任后，这种嘲讽更是此起彼伏，从国务院到国会山，从主流媒体到学术界，而被嘲讽的对象也从新保守派到了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乃至布什身上。
而在国外，鹰派对盟国的看法也十分消极，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曾出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并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和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这使他对与盟友的合作，在很多时候都持消极态度。这种态度和一系列令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国不开心的做法，不仅使鹰派在诸多国际争斗中少了许多支持者，也在客观上增添了许多阻力。
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鹰派战略的得失，总还是在客观上为国际政治中的“鹰-鸽均衡”提供了动力，这种均衡，尽管并不稳定，但从长期看还是有助于为那些志在发展自我的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而诸如朝核问题这样一些国际问题的缓解，也在事实上得益于“鹰类”向“鸽类”立场的靠近。
虽然“春天”推迟了一些日子来临，但至少这个“冬天”，还是个“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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