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刚刚结束的温家宝总理访日“融冰之旅”，将去年开始转圜的中日关系沿着“战略互惠”轨道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以下简称“战略互惠关系”）在近期已成了引领中日关系发展的目标动力。那么，在构建这种关系中，应如何做到趋利避害、积极推动这种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日关系首次以“战略”定位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战略互惠”构想是在中日关系的何种历史阶段中提出的、它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来的中长期视角来看，中日关系就其总体特征而言经历了1972～1992年的“前20年蜜月期”和1993～2007年（至今）的“后15年重新调整、重新定位期”。而在“重新调整、重新定位期”内，中日关系经历了1995～1997年和2001～2006年两轮“政冷低谷期”和1998～2000年和2006～2007年的两轮“走出低谷期”。

由于“对华稳健派”政治家执政等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短暂“政冷期”在世纪之交看起来得到了较为顺利的调整，中日关系得以暂渡难关。然而，彼时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矛盾的前兆，在地缘政治板块上开始出现初期碰撞的不和谐。鉴于当时情况，中国已经开始向日本提出进行战略对话和推动战略合作，但日方一直拒绝在中日关系上使用“战略”词眼。日本各界当时的反应是，“战略”一词只能用于日美关系，日中关系不能被等同视之。其后，日本政府又执意把中日“战略对话”降格称为“综合政策对话”。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曾有过两次重大的阶段性定位，一次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宣示的“和平友好关系”，一次是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倡导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前一次是推动形成了20年的中日蜜月期，后一次是要克服两国开始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建构面向21世纪的新型中日关系。然而，进入21世纪后，由小泉内阁对华政策造成的长期“政治僵冷”，使中日关系全面倒退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危险水域”，凸显了中日关系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到了两国非要从战略高度并以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解决的时候。也就是说，“友好合作”要讲，但光讲“友好合作”已不足以充分解决中日关系面临的新问题。

日本决策层在解决新世纪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过程中，终于开始认识到了建立中日战略关系的必要性。安倍上台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即为体现。

而“战略互惠”的基本精神，在温总理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表述得很清楚，即“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如何落实“战略互惠”是共同课题

一般来说，信任是合作和互惠的前提条件。然而，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现恰恰在于相互缺乏充分的战略互信。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战略互惠”这一新的定位从字面落实到实践，是摆在今后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像法德关系那样，先在政治安全层面达成完全的和解和互信，然后以政治主导全速推进两国战略关系的构建以及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合作，这确实是一种高效而绩优的理想模式。但是，现在的中日关系远比当时的法德关系复杂，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都还是相对脆弱的，两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领域都存在尚待克服的障碍藩篱，无法期望一朝一夕达成完全的政治互信。

在这一大背景下，现实的办法是，在致力于推动达成政治互信的同时，以“信任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的思维大力推动成功的具体合作。即两国首先明确战略共识和原则性意向，其次探讨和规定可能的具体合作领域，然后在落实中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关系。

温总理访日推动两国进一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采取的正是这种齐头并进、双管齐下的方式。在与安倍首相会谈中提出的“积极推进的六方面工作”中和在国会演讲《为了友好与合作》中，首先提出了相互守信和信任的重要性；在《联合新闻公报》中关于战略互惠关系基本内涵和具体合作项目的内容中，包括加强高层往来、防务对话以及人文交流等，大半强调的也是增进互信问题，目的即为克服两国间的信任缺失和安全困境，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建立促进相互信任的机制。

同时，中日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上有着共同利益，而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更对各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联合新闻公报》的“加强互利合作”一栏中以大部篇幅描绘的具体合作项目那样，两国政府力求在经贸、能源和环保等互利领域、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以及东海问题上取得合作的突破，即谋求在合作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以紧密结合的共同利益带动相互信任的形成和深化，再以此推动两国关系向新的高度和新的层次跃进。事实上，本次《联合新闻公报》以如此重彩浓墨具体确定上述宽领域、多层次的互惠合作内容，也是以前历次中日政府联合文件所没有过的。

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怪圈

伴随温总理访日以及双方取得的具体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一种在建立互信上的良性循环：高层交往越活跃频繁，两国舆论报道越正面积极，两国政治氛围越得以烘托和改善。以此，可以压制右翼势力“妖魔化中国”的市场和毒化日本国民对华认识和情绪的影响，增加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信任的积极材料，在两国之间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互动，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同时，这种正面出击、深入工作的成效，还可以牵制日本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掀刮“历史翻案风”的动向，使他们感到走回头路既要背上多重背叛的历史污点，又要承担破坏国家关系大局的政治责任，从而积极引导中日关系向健康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理当大于挑战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战略机遇期”，中日两国致力于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在调整相互矛盾的同时发展共同利益，力求实现合作大于竞争、协调大于摩擦，应该说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在两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作者：吴怀中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室研究员）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