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中国崛起”不是一个新话题。然而，当“亚洲崛起”的图景浮现时，“中国崛起”就被赋予了新意义，因为只有在亚洲的维度里，中国才有了缔造全球新秩序的可能性。　

世界银行于1999年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网络近期将目光对准了“塑造新的全球化：亚洲的崛起及其影响”。是什么驱动了亚洲的增长，亚洲又将带给世界什么，是贡献？是挑战？还是冲突和不平等的加剧、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

2007，“亚洲的崛起”成为一个被预言的神话。　

发展与危机并存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工业化曾经引世人侧目。进入新世纪，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开始上演新经济奇迹——两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7.5%，两国的产出和收入占世界总产出与总收入的6.4%，而两大国的勃勃生机也成为作为主要能源供应者的其它亚洲国家的发展驱动力，预计到2025年，亚洲的GDP将占世界GDP近50%的份额……假如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1世纪将会为亚洲的政治和文化所主导，那时本世纪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世纪”，正如人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一样。

在1990~2005年的15年间，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仅中国就为全球增长贡献了28%的份额，同时印度的贡献份额为9%，其余亚洲发展中国家近10亿人口与拉丁美洲一样，贡献份额为7%——这些数据，让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不得不感叹：亚洲的崛起至今是个谜，但中国的崛起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前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尚卡尔·阿查里雅(Shankar Acharya)回顾印度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时说到，印度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以GDP年递增3.6%的速度发展，而在之后的1/4世纪，GDP增速更是上升到5.9%，相较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GDP增长仅为0.9%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语。

谈及近年来印度的发展，阿查里雅将原因归结为国内发展动力的强劲、对于外贸和外资的进一步开放、呈上升趋势的“中产阶级”拉动了内需、人口红利、现代资本市场的建立、近期的经济改革措施以及向好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等。诸多利好因素，使得乐观的预期认为未来五年印度GDP增长将高达8%~10%，即使较为悲观的预期也估计其增长可达6.5%~7.0%。

不过，印度自2003年以来所保持的8%的GDP增速也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除了来自人民党方面的财政压力，它将面临城乡基础建设滞后、劳动力市场僵化、农业发展缓慢、人力资源匮乏、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等诸多问题。比如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经济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其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以电力供应为例，印度有约60%的制造业企业拥有自己的发电设备，而中国的同一比例为27%；同时，道路交通的现状也令人担忧，虽然近几年国道建设有所发展，省内、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公路建设却停滞不前……当然，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也让印度很头痛，在这一点上，中国倒是相对占据优势——即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尚比印度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贫穷的情况下，中国也拥有受教育程度相对良好的国民。

同时，其余亚洲发展中国家(RODA)每年以2.7%的速度增长，只是略微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更何况，在RODA内部，各国的发展也大相径庭，其中泰国和越南发展迅速，而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人均GDP增速则呈现出低于或者齐平于全球增速的态势。　

亚洲和中国的角色

不过，微妙的变化正在亚洲内部孕育。

但如杜大伟所说，未来一段时间，印度和RODA国家的经济向好态势并不难预见。过去中国和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基于原材料的自给自足，可是中国在竞争中成为赢家，一旦中国成为赢家，它就不再能与别国并肩向前——换言之，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将一部分市场让出，对于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机遇。

比如说，过去15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工资迅速增长，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已经高于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2~3倍；同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0.9%/年)却在降低，大约只半数于印度(1.7%)或者RODA国家(1.8%)，这就预示着劳动力市场可能的紧缺——诸多因素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从中国转移，这并非一个预言，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过程。同时，中国也日渐成为一个大的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木材、铜等)进口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中国从亚洲其它国家的进口额度以每年20%的速度迅猛增长。

不过，亚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将不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经济上互补、贸易上互惠的依存关系——杜大伟认为中国经济带动周边亚洲国家发展的迹象逐渐明显，例如印度由原来每年3.5%的人均GDP增长(1990~2000年)上升至最近5年来每年5.1%的人均GDP增长，而泰国和越南等其余亚洲发展中国家亦如此。

正如文首所言，只有在亚洲的维度里，中国的崛起才有了缔造全球新秩序的可能性，同样，有了中国作为发动的心脏，亚洲格局和视野的重构自然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对于亚洲以外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亚洲的崛起恐怕也更多地意味着机遇。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以下称“LAC”)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是中国和印度总和所占比重的两倍，及至2004年，前者已经低于后者20%；同时，今天印度和中国两国所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较之LAC高出50%，而上世纪90年代，情况则正好相反；同样，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在LAC的投资5倍于它们在中国和印度的投资，到2004年，它已经下降至2倍……尽管如此，世界银行拉美区首席经济学家派瑞(Guillermo Perry)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于LAC国家来说也并非是个“零和游戏”，尽管这种影响对于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派瑞看来，亚洲两大经济体的增长，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为LAC国家提供了广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中国和印度也会迅速成为LAC国家的重要外资来源国——尤其中国，它在科技、矿业、地质、林业等等方面都与巴西、智利等国都存在极大的合作的可能性。

中、印、美三角

对比中、印两国经济走向，我们会发现，尽管两国现状有着诸多差异，但根本情形却仍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比如说，两国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对外开放的政策，都享受着庞大劳动力市场的好处，也得益于近年来向好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等等，同时，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两国都将长期面临农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它们都拥有超过5亿的农村人口，这个庞大的人群没能充分地参与现代化进程，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即由此产生。

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策略，使得中国在更多受惠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的环境——如阿查里雅所说，过去20年来，中国与印度发展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去“拥抱”全球化，而印度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全球化者，这种被动的姿态决定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并走向了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方向。

从中美经济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现行外贸出口政策的利弊看得更加清楚。众所周知，9·11之后，美国一直采取财政刺激的措施，这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这种政策导向也加剧了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然而，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情况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为了改变现状，美国必须减缓个人消费并增加国内储蓄。同时，中国自2001加入WTO之后，每年的实际投资增长维持在14%的水平，但这种高水平的增长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地寻找到新的海外出口市场，从长远看来这不易维系，而缓解这一局面则需要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从中美双方的情形看来，双赢的局面有赖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良好调试，一旦中美经济关系的调试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消费紧缩，进而引起全球经济的严重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而言，在这轮发展中，有很大份额的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之上的，并且这种趋势仍然在进一步发展中。这种情形之下，一旦美国方面的进口需求放缓，而人民币又持续升值的话，大量资本将无利可图，而这些企业将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大量的坏账也将阻塞在银行系统。

用杜大伟的话来说，如果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中出现上述状况，它的健全的金融体系将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虽然它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金融体系却仍旧十分脆弱——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没有人可以预料，当危机来临时，它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调节和监管作用。

此外，中国还面临能源和水资源的短缺、原材料的匮乏以及生态危机等诸多危机，这些问题不仅会使得中国的发展受限，也会对别国造成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给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依据相关分析，保守地假设未来中国增速保持在7%的平均水平，而世界其余国家的发展则维持其在过去15年间的表现不变，中国届时对于全球增长的贡献将高达37%，美国和印度的贡献分别为16%、12%，三大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总和将高达2/3——如此估算，未来世界经济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美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速，对于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但是，如若中国和印度无法应对它们自身社会的问题，无法调试其与外部的诸多失衡，那么两国GDP持续高速增长将成为不可能，一旦两国发展滞缓，尤其是作为发动机的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亚洲的未来将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独特经验遭遇新挑战

围绕“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而展开的讨论还在持续之中，对于中国成功之路的解释也依旧众说纷纭。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可以从中国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一些启示。

为何“开放”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却无法取得如中国般辉煌的成就，非但如此，它甚至可能是引发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如附属撒哈拉非洲在上世纪80年代的情形，以及前苏联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退。

经济起飞，往往基于多种因素的集成，比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储备、农村耕地分配状况，以及强大的国家能力等等，一旦其中某个因素缺位，飞跃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不过是中国实现腾飞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说，解放后，中国逐步实现了“有效政府”，村级党支部可以将中央政府制订的各种政策和法规制度在全中国范围内落实下去，其有效性远甚于过去的数个世纪，而这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国家汲取能力的角度来讲，1900年中央政府的国库收入仅占GDP的3%，国民党时期这一比例上升到5%，而改革开放前夕，国家税收已占GDP的20%，这给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保证。同样，中国人口的非文盲比例从1949年的28%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65%，同期印度的同一比例仅为40%，而人力资源储备同样是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研究中东欧国家和中国转型的莫斯科新经济学院教授波波夫(Vladimir V Popov)说，他并不同意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就了中国开放后经济迅速增长的说法，相反，中国的改革举措与“华盛顿共识”的诸多主张大相径庭：比如中国进行了渐进的价格体制改革，而并非激进的价格闯关；中国没有迅速地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改造，并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同时还通过增加外汇储备形成汇率的长期低估的局面……

正如波波夫所说，许多经济学家将自由市场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这无法解释一些自由贸易地区经济的衰退，而中国的成功根本上源于它在推进外贸出口的同时也实行了保护主义的政策，比如出口补贴以及汇率低估等等。

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自然就更容易看清今天的挑战。只是，它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穷的人去解决世界上最富的人创造的问题(美国)是否合理的问题。中国的挑战，更应放到亚洲崛起，乃至更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视野中去观察。

目前有些LAC国家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并相应采取了保护主义的防御性措施。墨西哥即是如此。前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圣地亚哥·莱韦在一次全球发展网络主办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出口的增长使得墨西哥出口减少，这又引起了墨西哥社会保障的增长，从而引发恶性循环……不过，派瑞仍旧呼吁LAC国家要改变保守的姿态，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

（来源：南风窗　作者：阳敏）

（编辑：王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