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强力势力和万能之主：关于美国、上帝和世界事务的反思》（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玛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著，哈波柯林斯公司（HarperCollins）2006年5月2日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5.95美元。

奥尔布莱特的这本书对某些人而言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背叛”：作为一名民主党大腕级人物——奥尔布莱特是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她竟然弃自由主义原则和传统不顾，在书里大谈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处理得好的话还能成为一支促进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力量！

《华盛顿邮报》一篇由法学家诺亚·费德曼（Noah Feldman）撰写的书评这样写道：克林顿在为本书作的序言中感叹，奥尔布莱特“罔顾朋友们的建议”而写下此书；这里所谓的“朋友们”到底是哪些人，克林顿并未具体指出，但其包括了克林顿时代奥尔布莱特的那些同僚——甚至还包括克氏本人——则是不言而喻的。费德曼认为，克林顿们的尴尬是因为奥尔布莱特此书中最主要的论点：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总是竭力去忽略宗教因素，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失效、不再具有切肤之痛（irrelevancy）乃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奥尔布莱特在其新著中提出，宗教无论是在一国之内，抑或是在国际事务中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好的话能有利于全球的民主事业，坏的话则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前者的例子是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81年对波兰的访问；后者的例子则是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当世界似乎已经陷入了亨廷顿冷战后所预言的令人绝望的“文明冲突”时代，宗教的巨大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奥尔布莱特认为，这种态势决定了新一代的外交决策者必须学会如何去面对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学会如何去处理其带来的威胁。遗憾的是，美国的决策者们却傲慢地故意去忽视宗教的力量——奥尔布莱特在其书里指出，克林顿政府不但在公共场合，甚至在私下里、在心底里都坚持认为，诸如巴尔干危机、巴以冲突以及基地组织于1998年对美国在东非两处使馆的袭击等事件，皆与宗教无关！

那么，既然连那些事件参与者本人都表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宗教之结果，美国的决策者们又何以仍然顽固——甚至有些自欺欺人地——对此拒不承认呢？除了民主党自由派根深蒂固的“政教分离”教条的影响外，奥尔布莱特认为，其中的原因还在于“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留下的影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认为，国家行为是理性的，是可预测的，因为它们总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为根本目标的。正是这种学说，总是教导外交人员不用去注意宗教的花言巧语，不用去注意宗教的蛊惑人心，不用去注意宗教狂热和宗教愤恨的破坏。结果就是，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外交人员从心底就排斥宗教在政治中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痕迹。

奥尔布莱特语重声长地指出，须知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独裁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理性出牌，而恐怖分子、游击队和自由战士这样的凭着宗教信仰行事的人，是不会在乎他国或本国利益的，他们追求的是狂热的理想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改造。与改造世界这样的伟大理想相比，一人或一国之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构成当前世界正义与和平最大的威胁正来自于这些非国家的行为体，不了解这一点，而以适用于国家之间的“现实主义”去应对恐怖主义，岂非牛头不对马嘴？基于此，奥尔布莱特在书里呼吁，“现实主义”必须修正其哲学思想，改变其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要不遗余力地去了解宗教在个人和国家行为中的作用。

也因为此，奥尔布莱特支持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支持布什的反恐和推广民主努力——但并非移植民主。不过，对布什的以武力为主要实施手段和倚重单边主义的主张，奥尔布莱特却表示反对，故而她对伊拉克战争是持批评态度的。她甚至认为伊拉克战争将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灾难——考虑到中东的战略地位，其危害将超过越南战争。

奥尔布莱特认为，要有效进行反恐和民主推广，固然应该摒弃以往那种忽视宗教的傲慢，但同样也不能自以为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正义的，为此甚至用武力去推翻和改变他国。在奥尔布莱特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去了解宗教，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信仰，在手段上则尽可能地去团结最大多数的国家，在现有国际机制，尤其是联合国框架内去展开行动，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不仅仅是世界事务，奥尔布莱特在书里指出，在美国国内，宗教也正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她指出，当前的形势是，在国际领域出现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而在美国国内，则出现了世俗自由派和宗教右派的分野。因此，奥尔布莱特同样呼吁民主党和自由派加大对国内宗教的关注，因为不这样做，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后9?11时代严峻的现实，从而很难成为一个真正代表美国主流的政党。由于奥尔布莱特本人认为宗教是可以在国际正义和和平事业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因此她竭力想寻求与当前在美国势力非常强大的福音派（evangelicals）达成在人权等领域的共识－－奥尔布莱特是一名积极的人权事业工作者。

奥尔布莱特之所以能够和别的民主党人不一样，不顾自由主义原则和传统，“罔顾朋友们的建议”，去探讨宗教和政策之关系，并主张让宗教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费德曼在其书评里称之为一项“勇敢”的行为－－或许要归根于奥尔布莱特特别的出身和经历。和别的大多出身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等所谓“蓝色美国”的精英不同，奥尔布莱特童年时代一家人即作为捷克犹太难民四处逃亡，先是躲避希特勒，后是躲避斯大林的迫害，最后辗转来到美国定居，那一年奥尔布莱特11岁。她的父亲原来是捷克一名颇有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曾任捷克驻南斯拉夫大使，但后来因为不满捷克被共产党接管而放弃一切，成为美国的政治难民。奥尔布莱特父亲后来在丹佛市的一个大学里谋到一份教职，但是从此家庭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难民的经历使得奥尔布莱特成长为一名人权和女权的热情鼓吹者－－这一信念和激情在她此后的私人及政治生活中始终坚持不逾（奥尔布莱特的详细经历，请参阅2003年10月1日《华盛顿观察》周刊关于《国务卿女士：一部回忆录》一书的介绍）。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第23期 2006/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