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的攻陷巴格达之梦已做了很久。早在1998年1月28日，沃尔福威茨就和好友珀尔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攻打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他们相信，“根据联合国现有的决议，美国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战争以捍卫我们在海湾地区至关重要的利益”。在这封信的签名中，赫然列有布什现政府的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名字。但令鹰派“遗憾”的是，克林顿政府始终没有把“倒萨”的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
鹰派又等了许久，直到“9·11”事件发生，他们才得到了将伊拉克问题推到议事日程首位的良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鹰派在短时间内便成功说服布什等人相信，伊拉克可能参与了此次恐怖袭击，并且将来还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结果是推动总统在一份应对“9·11”事件的指导性文件上命令军方进行伊拉克战争准备，这导致了美伊在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惊人的报告
在阿富汗战争顺利发展之际，10月底，布什却收到了一系列令人胆寒的简报。这些简报劝告他，伊拉克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简报称，美国情报机构已开始得到关于发生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袭击的警告。据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说，恐怖分子在这次袭击中将会使用某种可怕武器，可能会“使‘9·11’事件看起来像是儿童游戏”。另一些官员说，这些警告是在美国点了4名巴基斯坦科学家的名之后不久发出的。这４名巴基斯坦科学家看来已经指导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如何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
在对现有的事实进行分析之后，政府在10月份的最后几天向华盛顿警方和国会情报委员会发出了关于使用常规炸药来产生放射性物质的“脏弹”威胁问题的秘密通知。就像它在“9·11”事件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那样，白宫再一次决定让布什同副总统切尼分开，以确保万一遭受这种袭击，他们两人中至少会有一人能够幸免于难。
尽管这次袭击并没有发生，但布什看来好像已为一场核威胁所困扰。在一次情况介绍会上，布什曾对他的顾问们说：“我们不得不为9月11日他们没有弄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是弄到了飞机而感到欣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布什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话：“我们必须确保不发生这种情况。”11月初，在向欧洲反恐怖首脑会议广播的一篇讲话中，布什首次公开谈到了这一危险，他警告说，“基地”组织正在谋求获得化学、生物和核武器。11月26日，布什明确指出，“阿富汗仍然仅仅是一个开端。……谁庇护恐怖主义分子，谁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他们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资金，他们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他们藏匿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警告说，“如果他们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用来威胁别的国家，他们将要承担后果。至于萨达姆·侯赛因先生，他需要让检查人员重新回到伊拉克，以向我们证明他没有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的话就更直接了，“事实上，不仅本届政府而且在本届政府以前就标明的红线，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一向都是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
虽然美国情报机构证明伊拉克不可能与任何核阴谋有联系，但“基地”组织正在大胆谋求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争取得到外部支持——的消息改变了总统关于美国的敌人的想法，而且，如果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向恐怖分子提供了这种武器，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情景就可能出现。当布什及其顾问们列出很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这种武器的国家名单时，在既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许还有核武器，又有使用这些武器的明显欲望的国家名单上，伊拉克高居榜首。布什念念不忘的是，在“9·11”悲剧发生时，萨达姆政权是如何兴高采烈。
后来，赖斯在详细叙述布什思想的演变过程时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某种证据证明伊拉克可能已经向‘基地’组织提供了武器，而是因为伊拉克是既同我们敌对，又——坦率地说——非常不负责任和非常残暴，是很可能会提供这种武器的地方之一。”也正是从那时起，布什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他威胁到美国之前消灭他。
不过，在阿富汗战争没有奠定胜局之前，巴格达看上去还是无忧无虑的。在“9·11”事件发生后，虽然有人曾建议布什，在反恐战争的第一个高潮中，在打击阿富汗的同时，也打击伊拉克，但布什却否决了这种意见，站在了那些主张采取克制态度的人一边。这一方面是因为布什喜欢“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证明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与这些恐怖袭击有任何关系，因此，布什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基地”组织上。事后，有白宫官员评价说，由于受到了将会发生更多袭击的威胁，“那个时候把重点放在打击‘基地’组织上是非常明智的”。
但鹰派显然不愿意从长计议。“9·11”事件后，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串通的一群美国保守派官员有意“泄漏”情报，表明劫机者曾与伊拉克情报机构有所接触，意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
沃尔福威茨的朋友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沃尔福威茨的第一个反应是，伊拉克很可能参与了袭击事件。在3天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沃尔福威茨宣称，美国的政策是“终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随后举行的布什及其主要顾问的戴维营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向总统保证，伊拉克在幕后操纵劫机事件的可能性为10％至50％。他说，必须攻打巴格达，结束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1尽管布什并不准备立即让自己的国家投入反对萨达姆的战争，但他却认为沃尔福威茨的话是有道理的，只是在步骤上要有所侧重，首先要在阿富汗获胜，“其余的就更容易进行了”。
鹰派意识到机会来了。2001年9月19日至20日，沃尔福威茨的好友理查德·珀尔在五角大楼主持召开国防政策委员会会议。15个与会者在长达19小时的时间里秘密讨论恐怖 袭击所造成的影响，除了亨利·基辛格以外，所有的人都是珀尔的朋友。很快，大家便达成了共识：在阿富汗之后，应该攻打伊拉克。在他们看来，巴格达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机会，更主要是一个机会。2与此同时，在私下里，沃尔福威茨也加紧了打一场广泛的战争的游说活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把伊拉克的萨达姆赶下台”成了越来越多的布什身边人见面的谈话内容。
鹰派和鸽派的分歧开始出现。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第一个锁定“9·11”事件主嫌为本·拉登，并且强调尚无确实证据表明有其他国家涉入本案，此后他还一再澄清：美国除了本·拉登外，没有打击其他目标的计划。针对沃尔福威茨的“终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言论，鲍威尔驳斥说，沃尔福威茨可以“代表自己发言”，但是美国的目标只是“终结恐怖主义”。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恰恰是布什政府内部鸽派和鹰派两方的主要代表，表明上述有关打击范围的对立意见，绝非偶然。
但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鹰派的游说和造势工作显然取得了成果，到了12月中旬，五角大楼已基本赢得了把反恐战争扩展到全球特别是伊拉克的“战争”，不久以后，鲍威尔在参议院也承认，政府正在研究攻打伊拉克的各种方案。12月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就伊拉克拒绝让联合国核查人员核实伊拉克是否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停止发展这类武器一事造成的危险发出警告，从而揭开了“倒萨”的序幕。3
就这样，通过阿富汗战争和被扩大了的伊拉克威胁，鹰派取得了在华盛顿的优势地位，鹰派思想家弗兰克·盖弗尼尔不禁高呼，“经过13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4 而对鹰派来说，在一场战争和“力量的展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何况，这里有着诉诸武力的巨大诱惑。
鹰派的“好天气”
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行和伊拉克问题的提上议事日程无疑是使鹰派提升地位的重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9·11”所带给美国人的安全忧虑才是鹰派得势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直到2003年9月，仍有人在争论“9·11”是否真的改变了美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哪个美国人不曾因“9·11”而有所改变，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到袭击的影响和深深卷入美国的强烈反应的人。
较之肉体上的创伤，心灵上的创伤有时更难以平复。在“9·11”过去一个月左右，天性乐观的美国人开始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但他们却还是处处可在看似正常的生活背后感受到隐藏的不安。
出于对新一轮恐怖袭击和潜在威胁的担忧，全美各地加强了安全防范工作，其程度远远超过冷战巅峰时期的防卫。在底特律机场，一名天真的儿童从母亲那里得知值勤的警卫是士兵后，对母亲说：“真可怕！”在洛杉矶托尼伯内特音乐厅的入口，一些老态龙钟女士的手提包也要被仔细检查；在芝加哥，一对夫妇为全家成员购买了防毒面具并进行防生化袭击演习；在华盛顿地铁，一名精神不正常的乘客掏出洗涤剂向人群喷洒，引发了生化武器的恐慌，地铁被关闭达6个小时；而2001年10月10日从亚特兰大飞往洛杉矶的一航班上，一名乘客给乘务员递上一个写有威胁性语言的纸条后，航班立刻招来美军战斗机护航……整个美国都处在一种神经质状态。
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对安全的忧虑仍然是美国选民在做出选择时的重要考量。还在中期选举前，共和党人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将创造历史”，而布什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更是把伊拉克的威胁当成一张竞选王牌，他对共和党各位候选人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战场，因为选民们更相信共和党能够保护美国”。果然，在2002年11月5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不仅扩大了在众议院的优势，而且还夺回了阔别一年多的参议院控制权，可谓全线告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资深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不禁感叹道，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惨败的原因是输给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狂潮，以及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民主党对共和党总统布什的支持态度。
即便是过了两年，美国人的安全感仍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9·11”两周年前夕，媒体所做的民意测验仍然显示，有37%的美国人表示缺乏安全感，有20%的纽约人每天都会想起“9·11”。“9·11”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时间可以冲淡它，但却无法根除它。
安全感的缺失对美国的社会生活和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安全的忧虑则成了鹰派的“保护伞”。有了这种“民意”，鹰派就拥有了更多的借口和出击的动力。当然，鹰派自身的团队优势也不可小视，在布什政府中，鹰派不仅具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还占据了能够影响到决策的关键性的位置。
鹰派战队
对布什来说，当3年前接受父亲的建议请切尼出山做他的竞选伙伴时，就预示着一个不同于克林顿的美国时代的开始。这位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不仅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还是能源集团在白宫的“首席代表”，更重要的是，切尼对海湾战争有着强烈的未了情结，在他看来，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是没有原则和方向的，尤其是对伊拉克太过软弱。
在切尼就任副总统后，很快就表现得与以往的绝大多数副总统有所不同。就常理而言，副总统一般情况下几乎是个虚职，主要价值是竞选的时候帮总统补缺，作政治平衡，当选以后，不负责固定的具体事务，只是为总统作决策支持、咨询，从事后台的党务工作，核心作用是在总统万一遭遇不测时领导政府。不过，切尼的这任副总统却做得有滋有味，虽然总是站在幕后，但对这个国家的影响确实离任副总统所难以企及的。一方面，他负责着国家能源计划的制订工作，尽管其间曾因安然事件受到一些指责和质询，但始终还是能够把能源集团的利益考虑清楚，并在事关能源安全的问题上（比如伊拉克问题）具有发言权和决策力。另一方面，他的鹰派思想深刻影响着布什的外交政策，使之锁定重点区域，以快速而精确的行动展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迫使对手作出让步，而不是分心于无关大局的事务上，从事那些没有意义的制裁和干预行动。尤其是在“9·11”过后，切尼更是如鱼得水，他的“倒萨”主张得以实践，他的老东家哈利伯顿石油公司也获得了伊拉克油田的维护和开采权。
更重要的是，切尼还创造了鹰派全军打入华盛顿的机会。从2000年11月的选举到次年1月新总统就职期间，切尼受命负责主管总统过渡期内的事务，他利用这次机会把自己的强硬派盟友都塞进了政府。许多人都预料国务卿鲍威尔将在外交政策方面成为真正的主宰，但没过多久鲍威尔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切尼的右翼关系网的包围之中，这张关系网中包括沃尔福 威茨、理查德·珀尔（沃尔福威茨的好友，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道格·费斯（国防部三号人物）、博尔顿和利比。
这其中，有四个人构成了鹰派在布什政府中的关键关系，他们是副总统切尼及其助手刘易斯·利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助手保罗·沃尔福威茨，他们不仅交情深厚，而且惺惺相惜。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可谓老相识，两人最早于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中有过密切合作，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是经济机遇办公室主任，切尼是他手下一名28岁的幕僚。此后在尼克松政府的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和福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任上，拉姆斯菲尔德又两次领导了。后来，切尼曾开玩笑地说，“今天我看他时看到的是国防部长。而他看我时———呃，看到的还是唐·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更为巧合的是，两人还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相同的职务：国会众议员、白宫办公厅主任（在福特执政期间切尼曾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此职）和国防部长。天长日久，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成了密友，1999年夏天切尼夫妇庆祝结婚35周年时，拉姆斯菲尔德夫妇是座上嘉宾，两对夫妇经常到对方家里做客。1
而沃尔福威茨和利比相识也有30年了，这段交情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胜过他们与布什或是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关系，他们不仅曾经是上下级关系，还有师生之谊。早在1973年，当沃尔福威茨在耶鲁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时，利比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几年后，沃尔福威茨主管里根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时，利比被选为他的助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4人相继在7届政府中任职，但他们一起为同一位总统效力还是头一遭，这种“偶然”的“聚会”带来了并不偶然的结果，正是他们４个人促使美国对伊拉克采取了强硬政策，把先发制人作为主要原则，并且声称在危险的冷战后世界中，美国必须保留主动出击的权利。《纽约时报》援引国务卿鲍威尔的一名共和党盟友的话说，这几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觉得‘我们必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事情做完后，全世界也会知道这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样。在NMD两次试射失败后，克林顿将部署时间推延了，但拉姆斯菲尔德一上任就推动布什重新搞起NMD；1998年12月，克林顿发起“沙漠之狐”行动，在各国的反对下很快便退却了，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却并不十分在意国际舆论，他们鼓励布什坚定不移地把倒萨战争进行到底，而全然不管反对的声浪；克林顿政府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而布什在拉姆斯菲尔德们的支持下则宣布克林顿的签字作废，美既不必履行签字国所应承担义务，也不接受该条约的任何约束……尽管鹰派的一系列言行并不讨人喜欢，但人们还是遗憾地看到，这些言行和它们背后的理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为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霸权国家”，或者说“长期保持超霸地位”，美国的鹰派宣称将使用军事力量阻止其它任何国家获得平等地位，这后来被成了布什先发制人战略的原则。这一原则及其背后的热望，在“9·11”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孕育着，成长着，也逐渐膨胀着。
“旗帜”鲜明
与鹰派同样得势的，还有一本发行量只有5.5万份的区区小刊——《旗帜周刊》。作为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喉舌，这份只是“8岁”的杂志，如今已成为研读美国政策的“风向标”。用《国家》专栏作家、《开明媒体如何？》的作者埃里克·奥尔特曼的话说，“就读者而言，它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在他看来，《旗帜周刊》的发行量可能很小，但是“他们无意与广大的平民百姓说话。这家杂志直接同当权派对话，为他们说话。要想了解这届政府的所思所想就必须读一读这本杂志”。2
《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被视为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锋，他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驱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他的一个“大手笔”是1997年6月搞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他不仅组织了一系列文章支持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来充当世界警察，还得到了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珀尔等人的签名，不仅使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拿起了武器，也煽动起了像拉姆斯菲尔德这样传统的保守派。这些人不仅成了《旗帜周刊》的固定作者，还成了《旗帜周刊》许多思想的执行者。据悉，切尼每星期一都会派人来取30份杂志。
事实上，萨达姆的命运早就被《旗帜周刊》“决定”了。早在5年前，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旗帜周刊》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有权而且有必要让伊拉克改朝换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沃尔福威茨的《萨达姆应该下台！》。这在当时似乎荒唐可笑，很快被笑声淹没了，但没成想，到了布什任内却成了最强有力的声音。
《旗帜周刊》并非鹰派在媒体中的惟一“旗帜”。有意思的是，鹰派的“据点”虽然在五角大楼，但它媒体“后台”却在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鲁珀特·默多克、英国人康拉德·布莱克和韩国裔美国人文鲜明。媒介大亨默多克不仅支持《旗帜周刊》3为鹰派和以色列政府传声，还通过他的福克斯电视台（沃尔福威茨参与其中新闻节目的策划）进行宣传。布莱克旗下的《国家利益》杂志和《耶路撒冷邮报》（珀尔是该报的董事）则明显站在鹰派一边，受他影响的还有英国与加拿大合资的霍林格帝国（拥有英国发行的《每日邮报》）。而文鲜明则拥有着合众国际社和右翼的《华盛顿时报》，后者因鹰派色彩和反共立场而颇有“名气”。4
虽然看上去有些气势汹汹，但鹰派中的很多人却是理论家，他们非常重视思想库的建设。美国企业研究所与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思想库为鹰派中离开政府的“内部和外围人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因为一项游说丑闻从国防部辞职的珀尔现在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它们的资金既来自大公司也来自那些有着数十年历史的保守派的基金会，例如布雷德利和奥林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花的钱都是一些早已过世的企业大亨的私人财产。很巧妙的是，鹰派特别是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并不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反映企业界的利益。5
此外，很多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是新保守派，比如《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劳萨默、《新共和》周刊的劳伦斯·卡普兰和《旗帜周刊》的马克·格雷希特，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次攻击鸽派的代表人物哈斯等人是石油大国的“托儿”，进而攻击鸽派的与伊朗等国进行接触的主张。
芝加哥大学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里奥·斯特劳斯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权利”，强调“敌友区分”（这很接近布什的以反恐划线的思想），“为了使世界变得对西方民主更安全，我们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变得民主。”1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到如今活跃在布什政府中的许多鹰派分子，特别是沃尔福威茨。早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沃尔福威茨就师从于斯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后来他又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沃斯泰特尔的名言是，“……只有先发制人，制定强有力的进攻战略，才能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超级大国地位。” 沃斯泰特尔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是珀尔，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是斯特劳斯另一个传人曼斯菲尔德的学生。
在鹰派中，沃尔福威茨显然是最早描绘美国新世纪霸权蓝图的人。早在1992年，当时正是老布什执政的最后一年，沃尔福威茨就秘密提出了一份名为《防御计划指南》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新方针形成了一套新理论。这套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的新世纪挑战就是要维护并加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打击所有可能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政权，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提出应该对某些能够获得或已经拥有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国家进行预防性的打击。2但由于不合时宜，这套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就连切尼也对此反应冷淡。
尽管在老布什时期和克林顿时期都不甚得志，但沃尔福威茨最终还是等到了“明主”。由于沃尔福威茨们的看法与基督教右派和布什总统的世界观不谋而合，在“9·11”事件的作用下，得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对于鹰派来说，推翻萨达姆并不是唯一目标，它似乎只是证明其理论有效的一个大规模试验，或者说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建立美国新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在“9·11”之后，珀尔就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公开提倡在阿富汗之外，应借机同时打击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美国宿敌。而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一周，克里斯托尔也曾微笑着说，“要知道，我们的路程不会停留在巴格达。它只是开始……今后还要注意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而这一切也只是实现珀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在1998年的“预言”的开始，当时，他们三人曾坦言，美国有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重塑中东版图，该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是要推翻伊拉克政权、然后再推翻叙利亚政权。
旗帜“鲜明”的鹰派对地位的迅速提升颇有心得。就像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说的那样，“想法最重要”。在他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新保守派人士，就属于鹰派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想要把威力和教化的使命结合起来，是理想的戴高乐主义者。”他们是一些思想者，同时又是强有力的执行者，看上去，他们的执行越坚决，思想似乎也就越有影响力。在谈到他们与伊拉克战争的关系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说，“如果我所知道名字的25个人在一年半之前被流亡到一个荒岛上，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3
对于“9·11”，鹰派有着一种近乎“感恩”和生逢其时的感觉，用乔舒亚·穆拉夫奇克的话说，“如果没有‘9·11’事件，我们永远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遭到袭击之后，鹰派疯狂地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一种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作为鹰派大本营的五角大楼，不仅把拳头更有力地挥向了国外，还把触角伸向了久违的内政和外交领域。
五角大楼“越位”
从政治的角度看，“9·11”事件有两个明显的“受益者”，一个是总统布什，一个是五角大楼。据估计，在“9·11”之后，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力量增长了20％，目前已有近30万美军士兵驻扎在了140多个国家。在鹰派得势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的声音也渐渐增大，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常常上镜，一幅指点江山的样子。不仅如此，五角大楼还琢磨着搭国土安全部的便车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国内司法事务领域。
2002年7月16日，布什正式公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在厚厚的100页文件中，破天荒地提到了美军参与国内执法的问题。五角大楼很快做出反应，负责美国本土防御的四星上将埃伯哈特表示，他非常支持修改现行法律（根据1878年的一项法律，美国军人不得在本土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便给予军人更多的“司法权力”，并保卫国家免受下一次恐怖袭击。在他看来，对那些在“保卫美国人 民”的问题上，“捆住美军手脚”的法律必须进行修改。这种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看法。
由于现行法律严格限制军人参加国内的执法行动，鹰派分子和五角大楼都希望能够争取到总统和国会的支持。此前，美军在国内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应政府要求，进行紧急抢险救灾工作，他们无权过问国内的司法工作。这也是美国的一项传统。由于军方手握社会上最强大的暴力工具，他们的权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也使得他们一贯遭受怀疑和不信任，在美国的历史上，军事力量从来都是尽可能地被用于国内事务之外。虽然FBI一直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并开始运作让军方介入国内司法事务。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影片中有很明显的反映：只要军方过多地参与国内司法事务，力图取代警察的作用，那其中就很可能蕴含着什么阴谋，而事实上也往往是发生了悲剧。
五角大楼“放开美军手脚”的想法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不安。一家政治性媒体很快就做出了反应，提醒五角大楼“不要走得太远了”，它担心地指出，任何使军人扮演警察角色的企图都将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荷枪实弹甚至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士兵出没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以军队的介入表达对FBI的不满和不信任。人们在问，五角大楼是否“越位”了？
修改海斯总统124年前制定的军事限制法案也许只是五角大楼进一步扩大权力范围的一个信号。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五角大楼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军事与外交的一体化程度已越来越高。这一点，一直是为美国政治生活所忌讳的。
在政治家看来，军事头脑是难以制定微妙的外交政策的。在美国军界，像马歇尔、李奇微（在1954年制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詹姆斯·加文（领导过1960年代的反战示威）这样有政治头脑和全局观念的将军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麦克阿瑟、格兰特那样有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却一塌胡涂的人。即便是对于文职的国防部长，人们也多有疑虑，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至今美国人还耿耿于怀，因为正是一些文职官员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有鉴于此，在布莱德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艾奇逊任副国务卿时，他们之间有一项协议：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纯军事问题”或“这是一个纯外交问题”，说这个话的人就必须起身走出房间。不过多参与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美国军方的一个良好传统，也是维护美国民主的一个基石。
但正如希尔斯曼所言，解决军方对外交政策影响过大这个问题，不能用把军方排除于制定外交政策之外的办法，对于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听取一些军方的意见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总统或国务卿不经常听取军方和五角大楼的意见就很难制定出有效的外交政策。但问题是，军方是崇尚实力的，军方主导的国家政策很可能会过分强调武力，强调威胁，而较少谈论合作。如果白宫一味顺应军方的意思，就很可能会陷入政治上的危险，如过分追求和相信实力，无视国际协调机制和国际法约束，把外交问题简单化，从而使国家背上好战和霸权主义的名声。
使五角大楼“越位”还有经济因素。由于军方与军工产业是天然的盟友，军方争取到的国防预算越多，军工产业就越是欢欣鼓舞。虽然军工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占主导地位，但他们的能量却是巨大的，投入也是惊人的。据响应政治中心统计，仅2001-2002选举年度，军火公司的政治捐款总额就高达1593.7万美元（其中捐给共和党1031万美元，占65%，捐给民主党562万美元，占35%），而在过去的7个选举年度中，总捐款额高达7820万美元，其中捐给共和党的占60%，民主党占40%。
军工集团的投入当然不会是没有回报的。在军工集团的鼓励下，五角大楼已最终核定了8项武器装备采办项目，其总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企业今后20年都会有活儿干；五角大楼还促使白宫把2004年军费提升到3680亿美元的史无前例的规模，超过世界其他军事大国的军费之和；在伊拉克战争中，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大大派上用场，2003年５月五角大楼出台的美国海军的“未来作战系统”计划的第一阶段150亿美元业务已交给波音公司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对军方和军工产业情有独钟的布什也在政策上明显向军工产业、能源集团等战争机器倾斜，而他自己也很清楚，没有军方和军工产业的支持，反恐声势谁来造？反恐大旗谁来扛？
在这种背景下，军火的对外销售便成了政府大力扶持的范围。美国政府把对外军火出口提高到了战略高度，1995年，美国政府还出台新政策，把对外军售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合法工具，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美国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份额。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发文，要求各驻外使领馆“像促进农产品和药品交易那样推动军火交易”，美国商务部则要求其官员帮助本国军火商“在世界市场上寻找买主”。到了布什时期，这种声势更加浩大，而且无所顾忌。
对于军方和军工产业联姻的危害性，一些政治家早有清楚的认识。早在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时就曾提出警告，要求人们注意“庞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和巨大的军火工业”，他说：“我们必须谨防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在政府各部门里获得不应有的影响。不应有的权力出现灾难性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将持续下去。我们决不能让这个复合体的力量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程序。”曾为军界中人的他很清楚过分壮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但问题是，在鹰派气势如虹的状况下，能有多少人会想起这40年前的嘱咐？而今，包括总统布什在内的许多人，已经为先发制人的理论和一超独霸的“美景”所深深吸引了。
1 樊尚·若韦尔，《鹰派是如何强行发动战争的》，法国《新观察家》周刊，2003年4月2日。
2 同上。
3 决议案的起草者明确指出，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不遵守结束海湾战争的停火协定中关于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计划进行核查的条款，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决议案称，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并为几个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提供训练。
4英国《卫报》，2001年12月17日。
1 《鹰派要人30年的友谊形成于工作和私交中》，《纽约时报》，2002年9月10日。
2戴维·卡尔，《〈旗帜周刊〉说话，白宫洗耳恭听》，《国际先驱论坛报》，2003年3月12日。
3如今他每年要为之填补100万美元的亏空。
4沃尔福威茨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操纵媒体的人，他经常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和在电视节目中出现，宣传他的理念，为政府的政策辩护。
5迈克尔·林德，《支持布什发动战争的一群不可思议的人》，英国《新政治家》，2003年4月7日。
1陈雅莉，《美国“新保派”定国家安全思想乾坤》，《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20期。
2埃里克·洛朗，《布什为“美国新世纪”而制定的计划》，法国《费加罗杂志》，2003年4月18日。
3法国《新观察家》周刊，2003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