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21世纪伊始，日本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接连作出的举动，把中日关系推入了低谷。如何看待日本的变化？中日关系前景如何？

 一、现今的日本，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

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发生了以下变化：  

———经济长期低迷。二战后日本曾以经济“奇迹”令世人惊叹。以此为依托，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蓝图。孰料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竟导致日本经济陷于十年萧条。如今的日本，依然是世界一流的富国和经济强国，但以危机意识著称的日本人对未来充满悲观，要求恢复景气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

 ———政局持续动荡。1993年，自民党被8党派联合势力拉下了长达38年之久的单独执政的宝座。其后自民党虽重归执政地位，但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表现出政权的脆弱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过去十年间，日本首相平均一年一换马，首相维持政权的需求往往以牺牲政策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为代价。

———政界总体保守化。日本政坛在1955年形成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保革相争”为特征的“55年体制”。1993年，社会党放弃了“革新”路线，日本政界出现“总体保守化”局面。以工会为基础的和平主义势力失去了强有力的核心政党，长期受到抵制的右翼势力变得有恃无恐。

———新生代走上前台。近年来，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开始占据包括首相职位在内的社会各界主导地位。其共同特点是，对日本在亚洲各国进行的野蛮侵略缺乏认识和罪责感，对右翼翻案活动缺少抵制意识。他们的口头禅是：“日本要谢罪到哪一辈子？”

———新民族主义抬头。二战后，日本在被占领状态下经受了民主改革，接受了以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为核心的“和平宪法”。战后数十年间，如何看待战败体制，怎样对待和平宪法，始终是日本政争的焦点。近年来，要求改变战后“低姿态”外交、对其他国家“该说‘不’时就说‘不’”的心理以扭曲的方式得到表现，极端民族主义论调颇有市场。

这些变化，对日本外交产生着很大影响。从对外政策看，在历史问题上翻案、在军事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动向日渐突出。从决策模式看，利益诱导型、舆论迎合型决策方式日益增多。日本对外行为方式表现出更多的内向性、强硬姿态和非理性因素。每当日本与邻国发生摩擦时，日本往往以“国内舆论”为挡箭牌，幻想其他国家会屈从于日本的国内逻辑，致使外交摩擦难以找到合理的出路。

2001年上半年，日本政界出现了一股“小泉旋风”，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得到的支持率竟高达80％—90％。它反映着日本民众对森喜朗内阁的失望，对恢复景气的期待，对外“说‘不’”的爽快感，以及对强人型首相的渴求。小泉的能力尚未得到证明，但却已使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严重倒退。可见，人们对小泉的期待超乎现实，其内向性大于国际性。

二、合作与摩擦同在，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8月13日，小泉首相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了供奉着14名侵略战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使本已处低潮的中日关系受到进一步损害。

中日发展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陷于困境的目前，中日间依然是合作大于摩擦，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但也应看到，中日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政治摩擦和感情冲突呈现上升之势。如今的中日关系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尽相同，这里除有日方变化因素以外，也有中国变化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西方一些势力预言的“中国崩溃论”宣告破产，于是一些势力又炮制出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日本萧条的十年，正是中国腾飞的十年。这给日本带来了心理压力和不平衡感，其对华防范与对抗心态油然增大。

中日间潜在政治摩擦因素有如下几类：日本否认或美化对华侵略历史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日美同盟威胁中国安全的问题，围绕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权益的争端问题，以及在经贸和经济合作领域的摩擦问题。其中，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始终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潜在摩擦因素。每隔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右翼势力便极力推动其政府在台湾问题或历史问题上制造事端，中国不得不作出应有的反应。那些不甚了解历史真相、不懂得其侵略历史严重性的日本新生代对右翼翻案行动缺乏识别能力，误以为亚洲各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甚至认为这些国家在打“历史牌”。

最近，日本各地方教委会对2002年起采用的新中学教科书的审议过程已结束，备受亚洲各国关注的右翼团体编写的中学教科书的采用率仅为0.6％。这是日本和平主义势力的胜利，是正义和良知的胜利，给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欣慰。

台湾问题是中日间又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的要害，是日美同盟摆出“保卫台湾”的战略态势鼓舞“台独”势力的问题。日本已决定在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周边事态”发生时给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这一举动已成为阻碍中日相互信赖的最大障碍。近年来日本亲台势力日趋活跃，终于推动森内阁作出了给“台独”势力总后台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对台政策的疑虑和不信任感。说到底，中日间的台湾问题和日美同盟问题是难解难分的一个整体。只要中日围绕日美同盟的分歧依然存在，台湾问题就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今后，中日两国只能共同致力于消除战略疑虑，增进相互信赖，谋求解开两国间“战略死结”，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惟一出路。

三、积极而审慎，展望中日关系的若干视角

在两国关系的设计上，光有一方的理性思维还不够，还要有另一方的回应。我国的对日外交目标，只能是在综合判断中日双方的能力与意图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相互关系变化而适时予以调整。中日关系的理想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目标是防止相互戒备导致相互对抗。这两种局面在今后近、中期内都不大可能出现。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渐进地向前发展。

当前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应是1998年达成共识的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和平友好伙伴关系”。以此为基点，双方应继续积极落实已达成协议的合作项目。

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两国在推动相互关系时，宜以经济促政治与安全合作，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应继续发扬“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按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加强相互间各项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日应大力扩大经贸往来，促进各专门领域的合作。对近来出现的“经贸摩擦”，中日宜采取“经济问题在经济领域内、按经济规律解决”的方式。对于日本调整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的动向，中方可以对日方因财政原因削减数额表示理解，但决不能接受日方把ODA与“中国威胁论”相挂钩的做法。

对日本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愿望，中国可以有条件地表示理解和支持。其一，日本应把对外作用建立在与侵略历史划清界限的基础之上。其二，日本不应在台湾问题上配合美国的干涉主义。其三，日本不应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盲从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单边主义。

中日逐步扩大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是增进相互信赖、推动战略和解的有效途径。中日宜在业已启动的军方高层往来的基础上，加强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交流。

以地区合作促进双边合作，是推动中日关系的又一途径。中日应在亚太、东亚、东北亚三个层次加强合作，在积极参与各类地区合作机制中加强政策协调。其中，近年来启动的东盟与中日韩框架和中日韩三国对话，是中日携手推动地区合作的良好开始，应予以特别重视和积极推动。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本应以此为契机，以实际行动表明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恪守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为促进日中关系的发展作出切实的努力。中日宜共同协商建立防止和处理政治摩擦的措施与机制。如果中日政治关系能够尽早走出低谷，将能给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开端。（原载：《环球时报》(2001年09月2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