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汹涌澎湃。作为这一时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地区，东亚也产生了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动机和潮流，这一运动从萌芽期的六七十年代就有两种不同潜流：其一是由日本提倡的环太平洋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潮流，其二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合作潮流，而1989年启动的APEC机制则是对两者兼容并蓄的第三种潮流。

日本作为20世纪60年代对“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最早提倡者，先后对这三种潮流采取了积极姿态。然而，当这三种潮流因美国等环太平洋西方国家的政治干预而出现相互矛盾时，日本总是退缩或采取一种折衷的“和稀泥”态度，致使东亚合作进程一再陷于缺乏底气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几度出现摇摆和夭折。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设想后，日本先是给予积极支持，后因受到美国的反对而退缩。9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了包括东亚各国与地区加上澳、新(西兰)在内的区域合作设想，试图以拉进几个白人主导的国家以缓解美国的政治压力以及西方对东亚“种族团结”的疑惑。这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做法，遭到了东亚各国的反对。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夭折。2000年以“改革”为响亮口号的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又改头换面地重提东亚各国加上大洋洲的区域合作设想，新名被定为“东亚扩大共同体设想”。日本执意坚持这一毫无新意的非合理设想，表明这只往昔的“领头雁”确已丧失了创新和牵引能力。

除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都认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东亚核心国家间的合作。东亚核心国家，就是东盟各国、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中国和日本。而其外围国家则包括俄罗斯、蒙古和美国，然后是包括环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环太平洋大区域合作之下的次区域合作，与环太平洋合作并行不悖，完全可以同时推进。因此，不把几个白人国家拉进来就难以平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猜疑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念，只能是一种违背时代潮流和东亚现实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残余反映。

日本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之所以表现出“叶公好龙”的特色，首先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政策的左右，其次是因其放不下亚洲唯一“发达国家”的包袱，再次是因其在农业开放问题上还难痛下决断。

所幸的是，今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按其内在逻辑得到进展。多年来，在东亚地区，任何排除美国在外的多边机制皆因日本作梗而难以启动。然而，经过成功启动“亚欧会议”的铺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痛定思痛，东盟加中日韩的“10+3”对话与合作机制终于得以启动。“10+3”其实就是除朝鲜以外其他东亚核心国家均已参加的机制，它的启动是东亚合作进程的第一步重大突破。

就目前而言，“10+3”仅仅是开了个好头，往下的关键是这一合作机制能否深入发展。今年以来，在东亚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呈现出两种势头并行发展、复杂交错的局面。如以A、B两个代码表述，A进程指以地缘范围划分的两个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即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中日韩)各自的对话与合作机制，B进程指以经济水平划分的两种合作进程的发展，其一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其二是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和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

最后一个时期，上述两个进程出现了复杂交错的局面。在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10年中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步重大突破。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两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其实，所谓主导权之争纯属猜测。两类合作进程是东亚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合作进程，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两种自由贸易机制的形成，不是东亚经济区域的分裂，而将是东亚最终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步骤和必经阶段。

在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下，由哪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都将是难以胜任的。美俄是两个外围国家，自然难以负起主导重任。中日做为东亚两个核心大国，在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本地区最强国，目前又出现了国力均衡化趋势，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将难以接受对方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际环境下，东盟曾以平衡策略发挥了“小国领导大国”的作用，成功地主导了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实力和内聚力大为削弱，但它对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携手主导东亚合作仍然抱有警惕。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也给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大大加深了难度。因此，未来10—15年期间，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主导力量将是一个不确定的、因时因事由各国和地区交替或联手登场的角色。

然而，中日毕竟是东亚两个大国和潜在的区域经济“双火车头”。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则将能在这一进程中共同发挥更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日形成携手局面之前，东盟对“10+3”框架以及韩国对东北亚合作的推动作用将显得格外突出。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将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长远看，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区域合作。2002年7月30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三点建议(1)10+3应在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同时，逐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2)进一步加强各个合作机制之间的协调，(3)以10+3为主渠道，推动东亚区域的整体合作。可见，中国已明确提出了10+3应从经济领域向整个东亚区域合作拓展的思路。

日本经过多年的沉默之后，2001年以来重新提出要把“10+3”框架扩大到澳、新两国，这种只能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沦为“准APEC”的怪论，将只能使这一合作进程胎死腹中。日本应放弃这一扰乱战术，在东亚核心成员的界定上回到常识上来，这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起码一点。

无论从地缘考虑还是从经济合理性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成员只能是“10+3”，并有待于朝鲜的参加而发展成“10+4”。从长远看，如果这一区域经济合作得到进展，其下一步必将向两个方向扩展，一是发展与外围国家的合作：二是逐步向包括外围国家在内的东亚区域安全合作发展。

“10+3”成员在经济上都对美国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也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因此，缓解美国的疑虑，排除其干扰，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此，东亚各国应就如下几点达成共识：首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合作进程；其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环太平洋合作之下的开放的次区域合作，两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补和互促，其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阶段以及东亚区域安全合作阶段，将吸纳美俄等东亚外围国家的更多参与。在推动这一共识方面，事事看美国颜色的日本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尤显重要。

鉴于中日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问题已在国际上引发了“争夺主导权”的猜测，中日应就这一问题坦诚对话，互通信息，增进互信，寻求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多赢”合作局面，并以此作为中日与东亚各国走向一体化的重要实验和良好契机。

在朝鲜尚未参加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对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十分重要。中日韩三国应逐步扩大合作范围，加深合作内涵，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从环保、教育等领域入手，朝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共同努力。（刊载于：《中国改革》（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