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

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恩格斯补充说：第一次以正剧方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形式出现。伟人对历史的观察的确洞若观火，因为有了拿破仑一世威武雄壮的正剧，于是引出了拿破仑三世啼笑皆非的闹剧；因为有了气吞千古的罗马帝国，于是引来不伦不类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有了刘备匡扶汉室的悲壮努力，于是引出张勋“辫子军”复辟的拙劣闹剧。

但是，美国的崛起似乎打破了上述的历史规则，因为无论黑格尔还是恩格斯都认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会超过两次，而美国却偏偏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上，这难道是“异数”？如何解释“第三罗马帝国”的出现并对其未来的命运作出判断？”也就是说，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美国到底是历史中的正剧还是闹剧？如果是正剧，那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终还是免不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命运。不过，历史正剧的意义在于给后人一种愉快而惋惜并且充满激情的回忆，从而成为后人创造新的辉煌的动力。如果是闹剧，除了和正剧一样必须按时谢幕收场外，给后人一种尴尬、苦涩、滑稽和充满欺骗感的回忆，徒然成为后世的笑料。    

也许，美国是否处于黑格尔所说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必然经过正、反两个阶段而到达“合”的阶段？换而言之，美国是否属于那个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在经过了古罗马帝国（正）、神圣罗马帝国（反）后变成了被叫做美国的事物？笔者曾就此询问过来访的一位美国学者，岂料这位老美竟然说：“是的，美国人对这点充满信心。”这位学者的回答无疑会让所有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嫉妒，并且感到美国人的狂妄自大，也使人想起１９世纪怪杰之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狂言：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德国人已失去了这种感觉，而进入２１世纪后，美国人却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并且越来越强烈。

不管被称作“第三罗马帝国”的美国这出历史剧以正剧收场还是喜剧或闹剧收场，也不管它是否是古罗马帝国（正）与神圣罗马帝国（反）交配后的杂种（合），我们以古罗马帝国和古代某些强大的文明、国家为参照系，从精神方面考察一下美国的心路历程、国运气数之长短，仍值得一试。

在西方学者巴洛看来，“整部罗马文明史无非是罗马精神的发展史，自我实现史，……”，巴洛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强盛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罗马人敏锐地认识到，在人类之外存在着单独或集体的“力量”，对此人类决不可忽略。它必须服从某种东西。如果他拒绝，则将招致灾祸；如果他勉强地服从，则将成为更高力量的牺牲品；如果他乐于服从，则将发现，他可跻身合作者之列；通过合作，他可以了解更高力量的某种趋势，甚至目的。心甘情愿的合作带来一种献身观念；当目的变得越加清晰，他将感到其自身是推进这些目的的代言人或工具；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将意识到一种天命，意识到一种对其自身，以及其他与其类似、构成国家的人们而言的使命。这就是罗马从台伯河之畔的“七丘之盟”发展到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的精神之旅。

岂止是罗马人，笔者发现古代强盛的文明都经历了同样的精神历程，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都具有敬畏自身以外的“力量”、并服从这种“力量”的特征。这种力量也许来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等，不一而足。但其共同点是人和国家对之敬畏、服从，奉之如“绝对命令”，并以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理想、使命感形式出现于历史上。

在古希腊，“人类之外的力量”以“理想国”的理念呈现于希腊文明世界，其现实中的执行者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古希腊神话》，另一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前者使他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后者使他产生建立“实现正义公道而至于至善”的世界理想国的强烈冲动。为此他开始了军事远征，从他对被征服者的宽阔胸襟以及一系列四海一家的政策表明，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军事远征是理想主义谱写的历史绝唱。由于家族和老师的因素，亚历山大很早感觉到“人类之外的力量”，并一直对之保持敬畏和服从，最终把它作为一种使命，而在实践过程中，自己也就变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所以，不是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的力量表现到极致，而是附身于亚历山大的希腊文明的精神激发出希腊文明的伟大力量。

东方也有一位具备“四海一家”胸襟的亚历山大大帝式的伟大君王，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历来史家多以政治权谋解释他的贞观之治，忽视了李世民精神境界与其文治武功的关系。贵族出身和突厥血统以及少年不凡的经历，使他较早地感悟了“王道”和自己的使命，对这一“力量”的敬畏和服从使他对人类的认识超越了历代君王，“华夷一家，爱之如一”！以天下父母自居的“使命感”使他胸襟开阔，气度非凡。东突厥颉利可汗屡屡威胁中原，曾率军直抵渭水北岸，数年后战败被俘，太宗好生养之。贞观七年，一次朝廷欢宴上，高祖命颉利可汗当庭起舞，华夷一家，是为观之，太宗亦被四方尊为“天可汗。太宗敬畏“王道”，崇尚尧舜文王周公之道，境界高远，把唐初带入文明盛世。太宗皇帝视颉利可汗为一需管教的顽皮孩童，这等气度和胸襟是敬畏、服从“王道”，并视之为使命所致！

伟大的文明和国家的兴起关键在于其精神领域，是否出现了被人们自觉服从的神圣力量？是否出现这种力量的代言人和执行者？是否出现了符合正义的使命意识？这些都是文明和国家兴起的精神要素。人类集体之外的“力量”曾以“敬德保民”的王道理想出现于早期黄河文明，并接通上天、借助神灵，约束着古代中国雄才大略的君主们，殷、周两代开国之君都是敏锐感觉到超凡“力量”的存在，且敬之畏之服从之，故而“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尚书》里《汤誓》记载，商汤在推翻残暴的夏桀时诚惶诚恐，“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商汤并不怕臣民的反对，不怕夏桀残暴，而是敬畏天命，把“敬德保民”视为神圣的使命。正是这种对人类之外的“力量”的恐惧和敬畏，使商汤在心甘情愿的服从过程中产生至高无上的使命意识，这一使命意识又使他以七十里之地而一统天下，将文明精神的自我实现作了“东方式”的演绎。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在粗略考察了历史后，现在可以讨论美国了。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十三个殖民地发展到今天规模的美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不过在重复着历史大海中潮涨潮落的现象，就像“七丘之盟”发展到罗马帝国、“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取天下。不过美国人敬畏和服从的“力量”与众不同，既不是“王道”，也不是“理想国”，而是“自由”、“人权”、“民主”等一整套理念组合。更不能忽略的是他们相信上帝，打开了世俗理念与宗教境界的通道，为世俗理想找到了宗教归属，彷佛是商汤把“敬德保民”同“予畏上帝”联系起来的美利坚版本。这样，世俗与宗教形成浑然一体的“力量”，美国人敬之、畏之、服从之、心向往之、神驰往之。

战争是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的试金石，从美利坚的精神发展来看，独立战争是为自由而战，内战是为人权而战，这两场“安身立命”的立国之战已经为美国的精神追求、使命意识和献身目的奠定了基础并暗示了方向，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克服了“门罗主义”、“孤立主义”的小家子气，将人权、自由的实践带出国门，走向全球。对于深受压迫的世界来讲，人权和自由深得人心，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美国屡屡成功而变得日益强大，于是美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尝到了敬畏、服从人权和自由观念的甜头，他们深信这些原则就是历史的目的，实现这些原则就是自己的使命，进而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实现这一历史目的的工具。这就是美国目前的精神状态，按照逻辑的发展，马上要进入献身的精神状态了（即便有一部分人民不愿献身，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国家要献身了）。

历史的启示在于：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使命感”是巅峰状态的精神标志，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往往是从精神领域开始，其标志是“使命感”的丧失。这和人的衰退一样，精神衰退是一切的根源。对于精神衰退的原因，大致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解释，黑格尔的解释是形而上的，他认为文明的兴起源于“世界精神”的光临，“世界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运动变化的，从世界的东方开始向西方转移，最终回归东方。所以先有黄河文明、印度文明、“新月型”地带的苏美尔文明，然后是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根据黑格尔奇妙绝仑的思路，从地理上看，美国是“世界精神”在西方驻足的最后一站，接下来是“世界精神”向东方回归阶段，目前人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２１世纪以后，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繁荣的中心，历史是否正在验证黑格尔的预言？

笔者对黑格尔的预言兴趣不是太大，但对黑格尔把文明衰落归诸“世界精神”的转移的观点，感到精妙绝仑且深藏玄机。笔者立足于形而下的考察，也发现精神对于文明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中决定性的标志是对于全人类的“使命感”的诞生和丧失。“使命感”就是“世界精神”观照下的文明、国家、民族特有的精神状态。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落首先是从其“使命感”的消失开始的。所以，对照历史上强盛的文明和强国的精神状态，应该承认美国正处于上升阶段，换而言之，美国的大运还未走完。

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问题，“世界精神”何时从美国开始转移？我们已经把“使命感”和“世界精神”接通，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美国何时会丧失“使命感”继而开始衰落？尽管这是个近似算命测卦的难题，但历史已多少给了我们以启示。不难发现，“世界精神”或者“使命感”曾经以个人的形式和制度的形式出现过，西方的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拿破仑，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集权体制或带有集权倾向体制顶端的强人或君主，“世界精神”或“使命感”耀眼地集中于个人身上，黑格尔认为：拿破仑就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随着伟人的逝去，“世界精神”和使命意识也就转移或丧失殆尽，所创之辉煌很快颓败。因此，大凡个人所带来的国家民族之辉煌都是短命的。

所以，“世界精神”或“使命感”停留在个人身上的时间比较短，而停留在制度身上的时间比较长。罗马帝国强大和延续时间较长是并非个人的因素，而是因为制度的健全、合理，英国民主制度造就了一个多世纪的“日不落”景观，以“第三罗马帝国”来称呼美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的使命感不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也是他们的社会制度之上，不是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造就了美国的伟大，而是美国的制度造就了他们个人的事业。罗马帝国、英国和美国的领袖们的平庸无损于国家的强盛，而大流士王、亚历山大大帝、查士丁尼大帝、菲特烈大帝、拿破仑们的国家领袖平庸则必然导致国运衰退。这就是“世界精神”和“使命感”驻足于个人和驻足于制度的巨大差别。

尽管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制度上的“使命感”比建立在个人身上时间要长得多，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依赖于制度的“使命感”迟早也会丧失，继而强势会变成弱势。君不见当年世界霸权的不列颠，如今成了为美国拎包的小伙计？英国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造就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强盛，这对估计美国强盛的时间极有参考价值。

文明和国家的衰落有多重原因，从“形而下”的方面寻找原因，内耗是个普遍的现象，它来自内部的结构或外部冲击。强盛的文明和国家不论古今中外其内部结构都是十分精制，因而也是脆弱的。前苏联在没有外部直接碰撞下自我毁灭，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内耗，而内耗又将“十月革命”中诞生的、根殖于全体人民精神深处的“使命感”的完全丢失。美国也属精致型社会，但所幸的是，美国的制度暂时地保证了把内耗降低到最低限度。

除了石油以外，另一种情况对美国也许是致命的，那就是没有对手。历史上，当一个国家达到了强盛的目的——强大到没有一个对手，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为强大的原动力是对抗，没有外部的对抗就不会产生“使命感”。黑格尔曾深刻地分析到：“那种主要的最高的兴趣已经从它的生命中消失掉了，因为兴趣只有在反对的地方才能够存在。”“但是现实性既然已经获得，那个民族精神的活动便不再需要了。”这时的文明或国家处于“已经是一种纯属外部官能的生存，它再也不会兴高彩烈地专心致志于它的事业了。个人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都在一种天然的死亡里消灭。就算民族能够继续存在，这一种生存是没有兴趣的、没有生气的，它不需要它的那些制度，因为它们的需要已经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政治的虚无和无聊。”

如果黑格尔没有胡诌，美国笑傲江湖、追求一强凌天下，等到它真正成了“第三罗马帝国”时，到达了人权与自由彼岸，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过程就是美国精神的自我实现的全部过程。与此同时，上述文明衰退的规律将不可避免地在美国身上再次起作用。行笔与此，笔者忽然感到，与其以一种莫名的企盼心态来为美国测卦，莫如深刻反省一下：我民族在历史的长途跋涉中、特别是近代以来精神上丢失了什么？敬德保民的王道精神是否是东方唯一可与西方相抗衡的精神资源？作为一种使命感，是否已经转移到他人之手？诚如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