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海
50年前的1月26日印度颁布了共和国宪法并宣布这一天为共和国日。在这50年中，印度在社会、经济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议会民主制也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政治体制。但显而易见的是，印度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和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主政治的质量还不算高, 现代政治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使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诸多的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现代化的进程。
一、由政治稳定走向政治动荡
在近二、三十年中，印度社会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有的学者将之形容为“一个剧烈搅动翻腾中的印度（a churning India）” 。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导致90年代印度政坛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的根本原因。
（一）尼赫鲁时期的政治稳定
在尼赫鲁总理执政时期（1947-64），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这一时期印度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在独立后的前20年中，印度政坛上虽然存在着几十个政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向国大党的执政地位挑战。印度前三届人民院和各邦立法会议的选举结果表明了国大党一党统治地位的稳固性。在1952、1957和1962年的人民院大选中，国大党分别获得了议席总数的74.5%、74.5%和72.9%。在各邦的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分别获得了议席总数的68.2%、65.7%和58.37%。除印度共产党在1957年的喀拉拉邦选举中获胜之外，国大党在其他所有的邦都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并处于执政地位。
国大党能够在印度政坛上长期保持一党统治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本世纪20年代初，国大党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开展“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把民族主义运动“从一个由出身上层、受过英国教育、彻底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圈子扩展成为一个受到广大中间阶层和小城镇支持的民众性运动” 。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国大党为赢得民族独立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使它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雄厚的政治资本。民族主义运动的遗产为国大党独立后掌握国家政权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50年代初期尽管党内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脱党现象，但总的来看，其下层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第二，提出了颇能吸引人心和鼓舞民众的国家意识形态。印度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把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民主政治作为建国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高举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建立福利国家的旗帜。尼赫鲁时期实行的许多重大内外政策，如，不结盟政策、混合经济政策、自力更生政策以及“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在当时的印度，国大党的主张对它动员和吸引各个阶层选民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拥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在领导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国大党为动员民众，该党建立了从村、区、县市、省直至中央的各级党组织。这些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起着与政府机构平行的作用。30年代后期，英国殖民当局曾经在印度实行省级政府自治，国大党在一些省议会的选举中获胜并组织了政府。这在客观上给国大党提供了政府管理的实践机会并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独立以后，国大党又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它的各级组织机构并使之在政权和民众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四，国大党之所以取得成效和长期把持政权，并非仅仅是依靠尼赫鲁个人的超凡的政治魅力，“实际上是因为它能在实事求是地适应变化时很好地运用其能力，因为它在处理内部冲突时具有高度精练的技巧，更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做出决策的程序，可以集合党内意见极为分歧的各派追随者的要求” 。在国大党内外，尼赫鲁采取了避免极端和激进的“调和主义”政治，强调在制定重大国家政策时的意见一致。这种作法比较有效地抑制了党内的分裂和党外反对党势力的增长。
在尼赫鲁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保持了稳定，政府表现出较强的治理能力并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当时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例如，解决了印巴分治带来的难民的安置问题。再如，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合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560多个土邦，消除了封建王国的割据状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外，政府还镇压了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迫使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采取了“通过投票箱取得政权”的方式。
（二）国大党的历史性衰落
1967年的第四次大选是国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它已走上了盛极而衰的过程。在这届人民院选举中，国大党获得的席位下降到54.6%，仅以微弱多数保持了在中央的执政地位。在当年举行的各邦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也同样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它仅获得席位总数的48.6%，在17个邦中的8个邦失去了执政地位。
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国大党仍能在中央和多数邦执政，但由其一党统治的局面已经动摇。到了90年代初期，尽管它仍是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能在中央保持执政地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强大和获得民众的拥护，而是因为反对党的力量依然弱小和分散。国大党在历次大选中得票率的变化清楚地表明了它的衰落趋势。在独立后的前三次大选中，国大党的平均得票率为46%；第四次到第八次大选的得票率平均为42%；第九次大选为39.5%；第十次大选中，尽管出现了拉·甘地被刺的同情浪潮，其得票率也只有36.5%；在1996年的第十一次大选中，它的得票率仅为29.7%。1998年和1999年举行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大选中，国大党的得票率进一步减少到25.8%和28.4%。
国大党的衰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该党自身。
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年代里，该党通过民众运动的形式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热情。它几乎动员了全国各种社会力量和各个阶层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国大党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独立以后，印度民族与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被民族斗争长期掩盖下的民族内部矛盾开始显现。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表现在国大党的外部，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该党的内部。尼赫鲁在世期间，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存在，但是尼赫鲁凭借其崇高的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尚能避免党内的分裂。尼赫鲁去世以后，国大党内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政见分歧加剧，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激化，最终导致了1969年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此后国大党又经历了多次分裂，元气大伤。70年代中期，英·甘地为了防止反对党对国大党权力的挑战而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大肆逮捕反对党领袖，停止实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取缔一些反对党以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这些作法严重败坏了国大党的民主形象，“紧急状态”也因此被认为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最黑暗时期。自英·甘地执政以来，“国大党内个人专权和中央集权的作法使该党内部协商一致的纪律制度遭到了致命的破坏” 。另外，国大党在选举中突出领袖个人作用的作法大大削弱了各级党组织的作用，致使许多基层组织名存实亡。
国大党走向衰落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它未能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要求。该党在其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如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实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等等，实际上既没有真正实现，也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几十年过去，广大贫困民众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这使国大党逐渐失去了人心和政治号召力。此外，由于国家严重干预经济活动，各级政府官员中“寻租”现象普遍，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一切都使广大选民感到失望和不满，其社会基础不断削弱。一些传统上属于该党“选票银行”的阶层和集团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在选举中由国大党的支持者变成了竞争者。
（三）九十年代的政治动荡
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结果导致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十年中，印度一共组织了8届中央政府，其中6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便倒台了，最短的只执政了13天。1989年大选上台的V·P·辛格的新人民党政府只执政了11个月；继任的钱得拉·谢卡尔政府只执政了7个月。1991年大选上台的拉奥的国大党政府也是少数派政府，仅靠着小党的支持才得以勉强执政，1993年在人民院的信任案表决中仅以14席的微弱多数逃过了垮台的命运。1996年大选后，瓦杰帕伊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只执政了13天。随后，高达的联合阵线政府仅执政了10个多月；继任的古吉拉尔政府执政了不到一年。1988年大选，印度人民党靠着十几个小党的支持组织了联合政府，但执政仅13个月便由于全印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退出联合政府而倒台。在1999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与13个小党组成全国民主联盟联合竞选才得以获得多数议席。组阁后，该党为防止重蹈复辙，将联合政府的盟党扩大到24个，这样即使有个别政党撤消对它的支持，联合政府也不至于垮台。在印度的多数邦内，也同中央一样出现了政治动荡和政府不稳的情况。例如在果阿，1990年至1998年之间共更换了4届政府，7个首席部长，而1961年至1990年的30年中只换过3个首席部长。
目前印度政坛上的政治力量比较分散，不仅很难再出现一党专政的局面，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各种政治力量需要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最后才能形成占有优势的两个或三个政党，而这只有在印度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实现，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政治力量趋于多元化
印度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得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是那些原来政治上消极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员起来卷入了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化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说，这种现象违背了尼赫鲁等政治家们主张世俗民族主义的愿望。早在1929年，尼赫鲁曾经讲到，“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就会自动发现宗教的差别将不再重要，而一条共同的纽带则把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 但是尼赫鲁的理想至今也没能实现，各种传统社会势力的集团意识反而得到了惊人的增强。在印度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使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
在国大党走向衰落的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却迅速崛起。该党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的2席猛增到1989年的86席和1991年的119席。在1996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79席，再次成为获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与十几个小党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82席，与其盟党组织了新政府。印度人民党在其成立后的几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该党力量的增长和在选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从第八次到第十三次大选，它的得票率分别为7.4%，1.5%，20%，25.5%和23.8%。
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该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尽管它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该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该党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塞缪尔·亨亭顿认为，这种现象“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 。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 。
印度人民党利用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该党批评国大党压制民主和政治腐败，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价值在这里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 。在经济方面，印度人民党批评国大党的面向西方的发展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该党主张靠印度教文化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些主张显然迎合了印度当前的社会思潮，为该党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地区政治力量的增强
印度政治地区化的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上的印度始终处于外族入侵和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它几乎从未实现过国家的完全统一，因此也从未建立过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 英国殖民主义者声称统一了印度，但在约五分之二的领土上仍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土邦以独立或半独立的形式林立于次大陆。长期的王国林立和地区政治势力割据不仅使印度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意识、种族意识和语言意识，而且也使印度的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有的印度学者指出，各邦在不同种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政治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不亚于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作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许多代表地区种族主义势力的政党要求扩大自治权的呼声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
印度的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目前，除了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和奥里萨三个邦之外，其余所有的邦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地区性政党。在某些邦，如泰米尔那杜邦、印控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邦，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大众党（BSP）、人民党（Janata Dal）、平等党（Samata Party）、印共和印共（马）实际上也只具有地区特征。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从90年代以来的几次大选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地区政党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1991年的55席依次增加到1996年的110席，1998年的168席和1999年的222席。它们的得票率也从1991年的15.1%增加到1999年的23.6%。
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中央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政党对它的支持与否。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区政党的依赖性和小党为了地区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政治权力地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不仅导致中央对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区转移，形成邦政府权力坐大的情况。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央和各邦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三）低种姓政治力量的觉醒
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神学基础。虽然印度教没有教会、教团和教阶等严格的组织形式，但是印度教社会实行的种姓制度却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种姓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传统职能减弱，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种姓的作用却在不断加强。由于种姓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它们自然成为政治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印度著名的政治领袖 J·P·纳拉扬曾说过，“印度最大的政党是种姓” 。在许多情况下，政党斗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种姓之间争夺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
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5% 。 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左右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年代和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为了进行社会动员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它们把属于同一阶层，有着共同利益，但分属不同种姓的集团，甚至是非印度教的集团都结合在一起。这就使种姓逐渐具有了阶级的性质。与印度的传统社会相比，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现象。
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中、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中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它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有力的挑战。最后动摇并彻底埋葬这一丑陋制度的可能正是这支力量，不过这将是一个长期、缓慢和痛苦的过程。
三、社会—政治暴力问题突出
从独立至今，印度始终被种族、宗教和种姓问题深深困扰着，这些问题不仅最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动乱和暴力冲突，而且威胁着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当今的印度，由种族、教派、种姓冲突引发的社会、政治暴力事件已日益成为比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一）种族分离主义和种族冲突
在印度的各种种族问题中，暴力冲突最严重是种族分离主义。６０年代中期，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那加人和米佐人先后掀起了反叛活动；７０年代末，该地区的特里普里人和阿萨姆人又爆发了种族暴乱；８０年代初期，西北部地区旁遮普邦锡克人的暴力冲突已经越演越烈；与此同时，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人的暴力活动也在不断升级，到８０年代末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除此之外，印度还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部族骚乱，如廓尔克人和贾坎人（Jharkhand Movement），等等。这些种族或部族都向中央政府或邦政府提出过地方自治的要求，它们中的激进势力还打出了要求脱离印度，建立独立国家的旗帜。有的种族自治或种族分离主义运动经过政府的安抚或镇压表面上已经平息，但是种族问题与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权利、地位等问题相互联系，彻底解决非常困难。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在一定的时机下有可能爆发出新的冲突。目前，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东北部地区，一些种族或部族分离主义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印度不同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本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在印度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和那加邦都发生过当地种族用暴力驱赶外来移民的运动。例如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越来越多的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使该邦的人口迅速增加，加剧了对就业及资源、特别是政府部门职务和土地的竞争。另外，大量的移民改变了该邦政治力量对比，使当地阿萨姆人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１９７９年大选前夕，阿萨姆邦爆发了大规模的驱赶外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种族骚乱和种族屠杀事件屡见不鲜。
（二）教派冲突
在印度这个多宗教的国度里，几乎存在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是起源于印度本土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犹太教以及巴哈依教则被看作外来的宗教。其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特别被印度教的极端势力所不容，因为它们分别是外国征服和殖民统治的产物，而且其信徒大都是原来信奉印度教的改宗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但最为严重的是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印度独立后实行了世俗主义的建国原则。国大党政府对分治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穆斯林防止再度发生分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穆斯林的选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穆斯林在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处于落后的境况，在政府机构和军队就职的人数以及在国会和邦议会的议员比例都低于其人口比例。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和公开化要求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公平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这反过来又在印度教徒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并进一步刺激了印度教教派主义情绪的高涨。
自７０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广。据统计，印穆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１９７５年为２３８起，１９８０年为４２７起，到１９８５年时又增至５００起。教派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人增加到１９８０年２７８人。 早先，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北印度，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南印度，而且越来越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过去，教派冲突一般仅限于城市，但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据印度政府统计，１９８８年在全国４５２个县中，发生教派冲突或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８８个，到１９８９年时，这样的县已增加到１１０个。 暴力活动的烈度也在升级，比如，１９９２年在阿约迪亚寺庙被毁后爆发的全国性教派冲突中约有２０００人死亡，５５００人受伤，其中三分之二是穆斯林。
（三）种姓冲突
印度独立后，政府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可接触制”，但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语地带，这种陋习依然盛行。在众多的种姓中，低种姓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备受社会歧视与压迫。由于种姓对立根深蒂固，加上高等种姓对低等种姓的经济剥削，高低种姓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暴力冲突。这些暴力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以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安得拉邦最为严重。在比哈尔邦，种姓之间的集体屠杀事件从１９７１年报道的第一起到１９９９年２月的最近一起，一共发生了５９起，有６００人被杀。其中，仅在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９年之间就有３５起，死亡人数达到４００左右。 一些高种姓集团为了对付贫困农民组织的“夺地运动”和“抢收地主庄稼”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该邦，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极其严重的地步。随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以土地关系为核心的种姓暴力冲突可能会继续增加。
（四）社会－政治暴力的根源
印度的传统社会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比较宽容的社会，但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更加突出，对政治、经济权力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宽容。有的印度学者指出，“南亚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一个极其明显的现实是暴力正在与日俱增。在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的５０年中，政治和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减弱并逐步走向暴力的社会—政治秩序。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暴力，种族集团和社会阶级越来越诉诸暴力的手段向国家表达它们的要求。”
印度社会—政治暴力冲突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其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性。在传统社会中，这种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老一代人将其看作是神灵的旨意和命运的安排。但是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和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选举政治下的广泛社会动员，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不断增强，政治需求也大为增加，传统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当政府不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和要求时，社会中集聚的各种不满情绪便有可能爆发成宗教、种族、部族、种姓等不同集团社会之间的冲突，在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这些冲突便意味着社会—政治暴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虽然为消除贫困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１９９８年仍有４３％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９７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几乎始终保持在３亿以上。自９０年代初印度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以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呈现出增加趋势。据印度计划委员会一位成员的估计，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贫困人口分别达到了３．４９亿和４．０６亿。 虽然贫困本身不是直接导致社会暴力的根源，但是如果贫困与经济剥削和经济的不平等直接有关，那么则易于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
印度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包括土地、森林、灌溉用水和渔业等资源）以及就业职位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其社会—政治暴力冲突的重要根源。印度人口从独立时的３．４亿增加现在的１０亿，但是就业机会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受过教育青年的失业问题，最易成为导致社会—政治暴力的因素。印度阿萨姆邦和旁遮普邦的种族冲突和分离主义的发生就与大批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印度农村，土地占有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７５％以上的农民仅占有２５％的耕地，而２％的大农户却占有全部耕地的２０％。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农民对土地的饥渴也在增长。不同种姓、不同阶级之间，当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为争夺土地或其他资源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屡有发生。
在城市，由于农村人口为寻找就业机会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只能生活在贫民窟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在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马德拉斯四个最大的城市，贫民窟的人口比例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４２％、４０％、３８％和３９％。估计目前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人口将已高达３２００万。 失业、贫困、恶劣的生存条件、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使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由于对前途感到绝望而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有的甚至成为反社会分子。在教派主义势力的煽动下，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很容易转变成宗教狂热，而且暴力色彩也更为严重。１９９２年阿约迪亚事件后发生的杀人、纵火、抢掠等大规模的暴乱几乎全都发生在大的城市中心。在城市化最快的苏拉特和孟买，骚乱的程度比其它城市更为严重。
四、对印度政治力的基本评价
独立后的印度的政治力毫无疑问要强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是与当今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相比，它显然又属于政治力较弱的国家。其政治力最突出的弱点是缺乏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凝聚力不强并不意味着国家将要走向分裂；社会政治动荡也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暴乱或暴力革命。由于受到党派利益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印度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但是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印度仍然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对策决断能力。以下将对涉及印度政治力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制约因素
一个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族的凝聚力，而印度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却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１．历史的影响。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 这块古老的土地虽然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但是在政治上却始终处于王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千百年来，民众只知道效忠于其所隶属的王国、种族、种姓或村落，几乎没有国家的观念。印度的政治精英也深刻地认识到其历史传统在现代国家的建立与民族整合过程中的阻碍作用。现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贾斯旺特·辛格在其新著《保卫印度》一书中指出：从文明上讲，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是“在国家和政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与中国相比，“印度始终就在没有国家（state ）的状态下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则从未离开过国家。” 印度著名的战略家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讲到：“印度与中国大相径庭的是，国家从来就没有社会那样重要。我们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格言：‘谁又在乎是罗摩统治还是拉瓦纳 统治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要不推翻社会的架构就不在乎谁是统治者。…不管它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还是来自英国的基督教的女王，或是本土的印度教国王。” 印度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１９４７年独立之后，而历史传统却是一种经过千百年积淀形成的社会力量，直到如今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对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产生着影响。这使印度很难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像其他大国那样成为民族凝聚力较强的国家。
２．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分裂性。印度是一个由众多宗教、种姓、种族、部族和语言构成的异质性很强的国家。虽然80%以上的人口是印度教徒，但印度教社会本身却缺乏宗教和政治上的凝聚力。这首先是因为印度教在信仰上没有一套完整的教义和统一的圣经，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号召力。其次，印度教在组织上非常松散，既没有层层领导机构的教会，也没有传教的教团。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宗教。再次，印度教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的教派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教徒在种族、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种族的差异性、宗教的排他性和种姓的等级性把社会分裂成一个个互相排斥、彼此对立的集团。在当今的印度，由于民主政治制度下选票政治的作用，社会的分裂性甚至得到了强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政府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没能创建出一套能够整合和凝聚不同社会集团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尼赫鲁主张的世俗主义无疑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但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从尼赫鲁以来的总理们，没有真正将之应用于实践，而只是滥用世俗主义的概念来获得选票。”
（二）民主政治体制与政治稳定
印度独立以后，以国大党为首的政治集团大体上沿袭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的雏形早在１９世纪中叶英王接管东印度公司以后就已经开始实行 ，印度的政治精英和官僚阶层对这种套政治制度既熟悉又欣赏。因此，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平移交政权的同时，印度的统治阶级也自然而然地承袭了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
从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制度建立了利害关系，都想通过这种制度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民主政治一旦实行，除非它极大地损害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否则很难取消。
从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发展来看，议会民主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结果。从积极的方面看，由于统治者利用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在迄今已经举行的１３次大选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印度政坛自８０年代末以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局面将会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但这种不稳定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至于影响到国家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更不会出现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较大弹性和调和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国家的效忠，这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此外，被英国人称为“钢铁骨架”的文官体制在国家出现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起到稳定作用。
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不民主和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并使印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参加投票选民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６０％。现在的５亿选民中，有３亿参加投票。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逐渐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了制度化；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
一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无疑对该国的政治力有着重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要符合国情。在印度，社会的发展显然落后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演变。议会民主制不是印度社会本身自然发展形成的产物，而是由一批出身上层、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上而下推行给社会的。一些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指出，印度的民主不过是少数政治精英送给民众的礼物，不是民众自身争取到的胜利成果。 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的传统结构没有得到大规模改造，社会矛盾仍然异常尖锐的国家，民主政治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的弊端。政党纷争、政局动荡和政府效率不高都使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广泛的参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然而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国家在财富再分配能力上的局限性，这些被动员起来而又不能得到满足的集团便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政治上的动乱。当今的印度社会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可能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然而政府“已经显露出治理能力危机的倾向” ，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常常表现得软弱无力。一位印度学者认为：“…议会体制对无控制的腐败、种姓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负有直接的责任。 ”
（三）种族分离主义与国家的统一
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即社会集团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就印度来说，其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是种族分离主义。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了印度的分裂，但事实上印度现在已经基本上渡过了国家分裂的最危险时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仍将面临种族分离主义的严重挑战，这无疑会削弱国家的团结和政治力，但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印度独立以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和政策，如建立世俗主义的国家政权、合并土邦、按种族—语言的原则划邦、对穆斯林实行安抚政策、允许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法律，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由中央直接指挥的军队和一支全国统一管理的，在中央和地方上起到联结作用的文官队伍。印度历来有文官统治、军不干政的传统，军人和文官都不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这种作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军队和文官对国家的效忠，对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不同，长期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印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印度独立后实行的许多内外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大多数国民对“印度民族”的认同。特别是独立后形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印度保持统一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个阶级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种族分离主义在印度仅仅是一个个的孤立现象，总是局限于个别地区而且不是少数种族中的主流力量，因此难以形成大的气候。一些种族和地方分离主义势力的上层分子一旦被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和得到政治权力之后，往往都放弃了分离主义的要求。大多数的地区政党虽然是地区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但它们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分裂国家，实际上许多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地区政党对国家的忠诚并不小于全国性政党。
第三，印度的社会结构虽然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但是其中又有着基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载体就是印度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印度教不只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虽然种姓制度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相互隔绝，但种姓之间的冲突不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尽管印度教社会内部宗派林立，但所有印度教徒在基本信仰方面又是一致的。尽管各种宗教和种族有着不同的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但是印度文化的长期熏陶使印度社会的主流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精神特质方面和生活习惯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基本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 “印度性”。正像尼赫鲁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印度人，无论他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何地，但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印度人，同样也被别人看作印度人。 正是这种民族特征的基本一致性对印度的统一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印度社会内部可能是“一盘散沙”，缺乏政治凝聚力，但对外却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当今的印度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印度社会的多元性、分裂性和传统性决定了这种转变必然是一个充满了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过程。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之内，印度的国家与社会整合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使得它的政治力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显著的提高。（来源：本文载《当代亚太》2000年11期 20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