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海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访华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双方发表的《两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是一份指导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表明了中印关系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如果宣言的内容得到认真的履行，中印关系不仅会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而且将真正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两国人民而且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印关系虽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冷和平的状态，但是双方之间从来就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感与安全感。影响两国建立互信关系的因素除了西藏问题、边界争端和中巴关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彼此对对方的看法。由于两国之间长期缺乏交流和对话，可以说彼此互不了解，于是都对对方产生了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和误解。
国际关系中克服互不信任和心理冲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能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就可能仍处于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此次发表的中印联合宣言可以说是双方建立的一种信任措施，两国承诺互不为威胁，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这相当于两国之间的一种“非战协定”。然而，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50年代中印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几年之后，两国却在边界地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依靠宣言、声明、原则、甚至协定的东西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了。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任何已经建立的信任措施或达成的原则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中印之间如何实现宣言中所确定的长期的建设性合作的伙伴关系？本人以为双方首先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建立互信关系。
一、摒除“强邻为敌”和“一山不容二虎”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念。
地缘政治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印关系不可避免也要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印度历史上有“强邻为敌”的曼荼罗（mandala）理论,即外交圈理论，认为国家关系中“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国的邻国则是天然的盟友”。中国历史上也有“一山不容二虎”和“远交近攻”的观念。这些古代处理王国之间关系的观念在当代仍有一定影响，譬如两国都有分析家认为，两个同时崛起的相邻大国必然成为战略竞争对手。预言“亚洲会出现印中之间争夺最高地位的争斗，由于中印之间势力范围的重叠和两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大国的决心而使它们的冲突不可避免。” 如果中印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那么两国必定互相猜疑和戒备，而且对对方的意图和能力做出最坏的估计，于是形成互相威胁的观念，进而陷入安全困境。在全球化已经获得迅速发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当今时代，上述看法显然是一种狭隘的、陈旧过时的观念，而且并不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的相邻大国虽然存在着分歧乃至竞争，但是都能和睦相处和相互合作，为什么偏偏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历史的中印两国就注定成为战略对手或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呢？
中印冲突不可避免观念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观念只看到了两国竞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两国在更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另一面。中印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要走向对抗和冲突的道路。两国关系的走向最终还要取决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政策。竞争并不可怕，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竞争无处不在，关键是要使这种竞争克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成为一种可以管理的、健康的竞争。
中印双方在安全领域既具有重大的共同的利益又互有需求。国家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内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印两国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与印度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但是庞大的人口、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观念决定了两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异常艰巨复杂的过程。现代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政治上的严峻挑战，类似种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社会动荡等国内安全问题将更加突出。为了最大可能地把精力和资源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国不仅需要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的和谐与稳定，而且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历史表明，地理接近的国家，如果相互合作，使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大，如果彼此对抗，则带来的灾难也更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是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两国最根本、最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这种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两国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利益还在于两国都希望保持亚洲的稳定，两国都是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保证石油的供给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关系到两国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印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它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使其有能力控制印度洋上的海上通道，由于大部分来自波斯湾的石油供给需经过这里，这就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石油安全。两国在本国的安全方面也互有需求。从印度方面说，与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以防止其对手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中小国家寻求中国的支持与之抗衡。对中国来说，与印度保持睦邻友好，将会避免敌对国家利用印度制衡中国，避免印度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印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打击毒品、武器走私，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需要相互合作。如果说中印之间可能在地位和政治影响方面存在着竞争的话，那么两国对自身的发展和安全环境的关切无疑要远远大于这种竞争。
另外，中印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将对两国的战略竞争起到强大的制约作用。冷战结束以后，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利益的日益融合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相互依存对国家之间的意图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使安全合作成为可能。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印两国开始的经济改革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中期都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两国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这对对方来说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最直接和最有吸引力的利益，因为这对本国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2002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度，还是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两人都带去了庞大的企业家队伍。这表明两国都非常看重对方这个投资和贸易的巨大市场，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发展双边关系。
二、用新的安全观取代均势理念。
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一旦形成相互威胁的观念，可能就会采取均势（The balance of power）战略，一是针对构成威胁（即使只是想象的威胁）的国家增强自身的军事和战略能力，二是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联盟或借重外部的力量相互制衡。在互不信任的两国关系中，一国之所以形成受到另一国威胁的观念，往往是因为该国只看对方的能力而不管它的意图如何，即使对方发展军事力量或战略威慑力量只是为了防范第三国，根本没有针对它的意图，但也会引起它对对方采取针锋相对军事准备。由此又有可能在更多的国家之间引起一种连锁反应式的军备竞赛。
作为亚洲两个独立的、历史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和两个人口、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与印度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在东亚和南亚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东南亚则是两国影响交会的地区。南亚和东南亚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具有重要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地区。印度历来排斥任何区外大国涉足南亚事务，而中国也对外部势力进入周边地区高度关注。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缅甸发展关系感到不安、甚至怀疑中国利用这些国家包围印度。而中国也密切注视着印度的“东向政策”，印度与某些东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随着中印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市场和能源的需求的增加，两国都需要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战略空间，因此，两国之间的互动也将从过去的此地区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例如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中亚和印度洋。在缺乏互信和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中印之间的互动很可能表现为竞争、甚至是相互制衡的关系。
美国为了保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的主导权，防止亚洲出现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对其支配地位构成挑战或威胁，必要时很有可能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巨人实施分而治之的战略。由于中国发展得更快，美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主张利用印度遏制中国。印度也有一些分析家主张借重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或对中国构成战略压力以迫使中国在一些双边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印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必然会迫使中国采取反遏制政策。这种相互制衡政策的结果将使双方陷入“安全困境”，从而进一步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中国与印度必须认识和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即两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印度外长辛哈先生所说的“中国与印度的繁荣和强大都是不可阻挡的，两国的强大不是任何国家，包括对方所能遏制或吓倒的”。中国和印度都应当以宽容和正常的心态对待对方的崛起，尊重一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历史遭遇并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强大国家的合理愿望。两国“和则双赢，斗则两伤”。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合作，亚洲世纪只能是一种空话。
中印之间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是摒弃均势理念和相互制衡的战略，通过树立新的安全观即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来实现本国的安全。这种新型安全观应当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印两国之间，或者通过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逐渐创设、培育和形成一个双边或多边的安全体制，只有如此才能缓解乃至避免两国陷入安全困境。除了建立信任措施之外，中印之间还应当通过加强军事交流和安全对话机制消除疑虑、增加互信。中国与印度都需要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并不排除寻求共同利益，需要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局限在不致引起对方严重的不安全感的范围内，还需要在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的同时，尊重和理解对方的合理的安全关注。在对方高度关切的一些问题上，如台湾问题和中巴军事合作方面，双方都应当更加敏感，避免引起对方的猜疑。
三、消除边界问题上的误解，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恶化的直接起因，也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边界问题不仅涉及到领土争端，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感情，因此最易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导致冲突升级或关系恶化。由于中印双方对实际控制线的走向存在着分歧，双方边防人员不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1987年甚至出现了一次危机，由于双方政府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危机最终得以化解。90年代，两国为了避免边界冲突的再次发生而建立了一系列的信任措施。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时两国签订了《维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协定》。根据这项协议，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政治对话的途径和和平友好的方式协商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并许诺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印时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目前两国建立的信任措施主要包括：削减边境的军事力量；军队指挥官之间保持“热线”联系；边防人员定期会晤；禁止在商定的区域进行特定规模的军事演习；部队调动和军事演习预先通知对方；防止侵犯对方领空事件，一旦发生应协商解决，等等。目前，双方正在进行实际控制线的核实工作，在较少争议的边界中段地区还互相交换了样图。虽然经过核实和双方确认的实际控制线并非两国将来的边界线，但是这将有利于减少双方的摩擦和冲突。
为了使边界问题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中印双方首先需要正视历史事实，消除在边界问题上的一些误解。最近发生的边界风波也说明了消除误解的必要性。印度民众以及一些媒体对边界争端并不真正了解，认为中国侵占了印度阿克赛钦地区3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坚持“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1962年边界冲突的起因一些印度学者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主观臆断，认为是中国背信弃义，“从背后捅了朋友一刀”，甚至是中国为了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些看法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无疑极其有害，对今后两国互谅互让地解决边界问题可能会形成障碍，甚至制造后代人对中国的仇恨心理。
众所周知，中印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1914年“西姆拉协定”中由英国殖民主义者单方面划分两国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50年代初期，印度的准军事部队不断向前推进，占领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两国应当尊重历史和现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尼赫鲁政府却认为边界已经划定，拒绝谈判。1960年又开始实行“前进政策”，在传统习惯线以北中国一方建立军事哨所和据点。1959年中印边防人员在实际控制线东段和西段发生了交火事件，为了避免冲突升级，1960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会谈，做了避免冲突的最后一次努力。
由于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并实行了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结果导致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边界冲突。现在一些负责任的印度人士承认这场冲突并非中国的侵略，也并非中国具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和对一个帮助过中国的朋友背信弃义。曾经在印度驻华使馆工作过的白春晖先生撰文指出，“边界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试图迫使中国接受一条由英国人单方面决定的边界线。《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前《伦敦时报》驻印度记者马克斯韦尔近年在印度媒体撰文指出，“印度人会吃惊地发现，当1962年中国打败印度时，过失在印度一方。”（印度rediff.com网站登载了这些文章）。
印度有些媒体正确地指出，印度对中国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留下的伤痕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消除这种心理伤痕的最好药方是让印度的精英和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边界争端的由来和这场冲突的起因。这场边界冲突不应成为今后中印关系中的历史负担。中国与前苏联也曾发生过激烈的边境冲突，但是由于两国放下了历史包袱，不仅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而且两国关系还取得了重大的发展。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俄关系为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四、消除印度对中巴关系的疑虑。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恶化之后，印度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迅速发展。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了巨大的战略压力。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巴基斯坦与中国迅速发展了战略合作关系。70年代初中美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南亚地区形成了美中巴与苏印相互制衡的战略格局。冷战结束以来，这五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来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印关系的改善，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俄印、中巴关系的性质也失去了原来的安全战略合作意义。目前的中巴关系已经没有了针对印度的意图，印度应当摒弃“敌人的朋友必定是敌人”的观念。中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不必然损害印度的利益，也不影响中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正像印度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与俄罗斯也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南亚地区的繁荣、和平与稳定无疑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其他大国都不希望印巴之间爆发战争。事实上，中国现在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视为朋友，与两国分别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不会因为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妨碍中印关系的发展，同样，中国与印度发展合作关系而抛弃巴基斯坦。中国与印巴两国都建立合作关系不仅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且将对印巴关系的正常化和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印巴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国内部，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的南亚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在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1991年中国总理李鹏在访印期间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中，主张两国在西姆拉协定的框架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在巴议会的演说中提议，双方应当搁置历史遗留的问题，在相互一致的领域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国鼓励南亚中小国家与印度合作，支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赞赏印度旨在改善与邻国关系的“古吉拉尔理论”和印巴走向和解的《拉合尔宣言》；对1999年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地区发生的卡吉尔冲突中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呼吁双方尊重控制线和停止对抗。所有这些举动表明，中国无意插手南亚地区的内部事务，更不愿卷入印巴冲突之中。印度非常关注中巴之间的军事合作，怀疑中国向巴基斯坦进行核武器和导弹扩散，怀疑中国利用印巴矛盾达到把印度遏制在南亚的目的。尽管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疑，但是这已经构成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障碍。中国方面应当照顾到印度合理的关注，在中巴军品贸易和与缅甸关系方面增加透明度，消除印度的疑虑。同时，印度也应当考虑中国的安全关注，在与台湾关系方面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给中国制造麻烦。
结论：
中国与印度之间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同时也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如果两国顺应历史潮流，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关系将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如果两国非理性地选择对抗，那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印度，都将是一场灾难。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成熟和更加务实，相信两国有能力处理好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分歧，最终实现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