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正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说的，世界必须学会与醒来的中国相处，美国也不例外。

一位欧洲学者在论证大西洋联盟出现裂痕时曾经提到过，从大西洋两岸的外交接触的数量和质量看，自2001年以来都显示出急剧下降的态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务卿几乎平均每月出访一次欧洲，而鲍威尔在2001年仅到过欧洲6次，2002年只到过欧洲3次。与此同时，中美高层之间的往来却是日渐频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笑着说，（中美）高层会谈正在变得如此频繁，它们已经不再被新闻媒体视为新闻或重大事件。这是对的，“因为‘真正的’新闻是我们一起所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我们举行了会晤。”

尽管如此，温家宝总理访美仍然算得上是一个大新闻，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出访有着重要的背景和使命，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和台湾问题将是此番中美领导人会晤绕不开的话题。

但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和台湾问题并不是唯一的话题。人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随行人员中有很多经济官员和经济界的人士，此次出访有着浓重的理性和建设性的色彩。换句话说，在摩擦和疑问之外，中美双方都相信两国之间还有着更广阔的合作天地。

透过这几个月的纷纷扰扰，我们发现，中国的对美外交思维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美国的对华认识也日趋定型。一位外国学者在比较了中美外交思维的异同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是一种共同繁荣的哲学，即“共同致富”，一种水涨船高的合作，而非一种从实用政治角度出发的游戏。对此，东南亚国家有着深切的感受，中国对“发展安全”的倡导正在成为亚太国家的主流意识，这使得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有着强烈的寻找共同利益的意识，也有了比以往更灵活的姿态，作为世贸组织的“新生”，中国正在迅速适应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以更加老练和成熟的方式处理着大大小小的危机和挑战。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体，它的影响必定会继续增大，不仅美国人要接受这个事实，中国人也需要习惯这种事实所必然牵扯出的负面反应。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壮大的经济体，有些国家、有些人表示担忧是很正常的，我们没必要阻止对方担忧，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强化共同利益让对方感到彼此关系的珍贵与重要。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认识到，从长远来看，承认自己不完美并做出适当让步通常要比生硬的不合作姿态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

不仅如此，通过对美国政治脉搏的把握，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有了更多的从容和自信。《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的编者按就很有意思，它说“北京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总是会遭到格外多的批评，但这一次它可能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在文章的作者看来，更为年轻的北京领导班子认识到，美国人的口头攻击只是美国政治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如今，中国人已很清楚最近的一些声音哪些只是噪音，而哪些将会成为长期的“伴奏”。中美的经贸摩擦看上去将成为常态，但它显然并不能根本性地伤害到中美关系的大局。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的新“中国观”已初步形成。如今，美国官员已不再将中国称为“战略对手”，转而强调双方之间的合作，“9·11”后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已使美国把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中国已被广泛认为对美国是有帮助的。现在中美高层之间的往来和电话联络非常频繁，领导人间的私人外交也活跃得多了，渠道的畅通和交流的平等大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中美高层的频繁接触已成为中美关系走向新的高度的重要标志，成为中美关系利益基础日趋稳定的象征。

从战略角度看，华盛顿已意识到，阻止中国崛起而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既不切实 际，又会对美国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力。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地缘政治状况的日益好转，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加大，中美利益共同点日益增多，与中国发生对抗变得不理智和难以想象，美国除了遵循某种版本的接触战略之外似乎已没有更多可行的战略选择。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特别是在“9·11”事件的冲击下，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项与克林顿政府大同小异的“建设性接触”战略。在去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总统强调了美国对这项战略的承诺，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并说美国“谋求与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关系”。

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只有使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机构并且鼓励它采取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才能最有利于美国利益”。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预计，督促中国兑现入世承诺将成为未来数年内美国在经贸领域中的重要追求。

尽管中美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事实也使一些美国人感到忧虑，但战略上的认同感还是增加了双方建立一种近似于美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的更加正常的关系的可能性。同样产生影响的还有美国的新威胁感，特别是自“9·11”事件以来增生的之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感。这种威胁感不仅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注意力和重心的转变，而且这种态势的持续将会为形成更加密切的中美战略合作和加强整个中美关系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