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

资料来源：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http://info.xinhuanet.com)。

国际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也十分重视，这表现在对华人研究项目的资助和研究人员的转向。除华人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外，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大大加强，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从近年的研究动态看，华侨华人已成为美国的近代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新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和商界重视“大中华经济圈”这一提法的影响。[iii]加拿大学者不断进行华人新移民的研究，并对多元文化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iv]欧洲学者近几年启动多个项目，英、法、西、荷、丹等国不断有学者来中国进行侨乡研究。[v]澳大利亚三位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对华人资本与中国经济互动的研究，提出“华人移民资本主义”（Chinese Diaspora Capitalism）的概念。[vi]目前，他们正继续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主要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与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的回应”。此项目计划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75个有代表性的华人企业家族的跨国活动以及对华南6个市的600家外资企业的调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于1999年成立了“南方华裔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于2001年举行了题为“移民身份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国际研讨会。日本学者的“华侨华人热”也十分明显。[vii]就连2000年达沃斯经济论坛要求中国代表准备的发言题也是有关华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很少。[viii]究其原因有四。其一，历史原因。历史上的华侨华人移民东南亚者最多，他们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民族成份主要是汉人（泉州移民中的穆斯林除外）。其二，民族意识。学术界存在着“汉族沙文主义”的潜意识，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国外学者更是将“华人”等同于“汉人”。其三，政治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的国际迁移多与政治因素有关，这一研究以前设有禁区。第四，学科因素。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集中在中国的邻国，有的学者将他们作为“跨境（界）民族”对待。本文拟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作一探讨。第一部分试图界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称谓和概念；第二部分分析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定居特点；第三部分提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辨识标准；第四部分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人数的初步统计。希望此项研究能引起学者兴趣，从而推动华侨华人研究。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称谓和概念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起步较晚，这与该领域和现实政治联系紧密有关。实际上，“华侨华人”身份应以定居或入籍其他国家来确定，而不应受其移民方式的影响。因此，对1959年在“西藏叛乱”中出走而已定居国外的藏人、1962年伊塔事件中迁出的维吾尔人、因政治原因迁移中亚西亚的哈萨克人和近年以偷渡方式出国的移民群体均应进行深入研究，惟此才有可能得出较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在学术文章中正式使用“X族（人）华侨”或“X族华人”的称谓始于1980年代。一般而言，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将这些移民邻国的少数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另一些学者将他们一概作为“跨境（界）民族”处理。[ix]

1986年，《华侨历史》上刊登了两篇关于新疆维吾尔华人的文章。黄力平探讨了从早期到13世纪中国先民从新疆移民中亚西亚等国的历史。文中虽然未提及“华侨”一词，但作者在结尾指出，晚清是新疆和中亚地区风云巨变的时期，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引发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向中亚、西亚地区迁徙和移植的历史现象，并使用了“新疆地区各族华侨”一词。王庆丰的文章叙述了维吾尔人从公元8世纪起由于经商、文化交流、朝觐和政治因素等原因移居西亚的历史。作者在标题中使用“维吾尔族华侨”的称呼。[x]就本人接触的资料而言，这两位作者似乎是国内最早研究“少数民族华侨”（在文章中分别使用“各族华侨”和“维吾尔族华侨”）的作者。

1989年，向大有提出了移居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问题。越南政府和学者一般只将移民越南的汉人算作华侨华人，而忽略早期移居该国的少数民族华人。作者指出，华人并非“汉人”的同义词，‘华人’的含义赋予了中华民族内多元民族成分的内涵，“而决不应只局限于‘汉族才算华人’或‘华人仅指汉族’的一元民族成分论。‘华人’不应只是汉族的专用名称，而应是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总称。”华人有56个民族，其中也包括汉族。他通过研究广西人移民越南的时间、路线和原因，认为越南的华侨华人共有235万，包括迁自广西壮族（岱族和侬族）、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约130万。他提出区分华侨华人的两条标准。其一，华侨华人需有中华民族血统。其二，民族迁徙的时间。在越南立国（公元10世纪）之前已在越南（交趾、安南）境内定居的民族构成该国原居民的组成部分，不属于中华民族之列；在越南立国后迁去的中国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华人。[xi]

1993年，《八桂侨史》发表了向大有两篇关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向国外移民，不仅有作为主体的汉族移民，而且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民，这就从历史到现状，构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分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现状特点和移民历史。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多少人？他的统计数字是310余万人，包括居住在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华侨华人。[xii]第二篇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他的观点，认为那些在国外定居但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少数民族是华侨，可在其民族名称后加上“华侨”，如“维吾尔族华侨”、“壮族华侨”等。对已从所在国取得国籍者，可在其民族名称后加上“华人”，如“哈萨克族华人”、“回族华人”等。[xiii]不容否认，他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谭天星指出，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中国跨境（界）民族的研究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跨境（界）民族”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跨境民族形成之初可能具有的移民性；跨境（界）民族人口的一部分仍为华人；迁徙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向跨境（界）民族的转化。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跨境（界）民族强调的是“跨界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强调的是他们所具有的在中国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汉族而言的少数民族性，此其一；前者是居住国的一个民族；后者中的华侨则不属于跨境（界）民族的范围之内；在内涵上，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更丰富、更广泛，它包括具有同一民族性而散居于不同国家的人，如散居在欧、美、亚洲的瑶族。[xiv]

在中国与邻国交界地区居住的跨界族体有30余个，可分为三种。有的民族不能算华人。以中越、中老的跨界族体为例。中越两国的跨界族体，按中方计算有12个（其中不包括民族成份未定的克木人与莽人），越方算则有26个。中老两国的跨界族体，中方确定的有10个（不包括民族成份未定的克木人），老挝确定的有16个。[xv]其中有的是原住民，只是国界将他们划属不同国家，如分布在云南金平县和越南莱州省的莽人；有的是从越南迁移中国的民族，如广西的京族，因而居住在越南的这些民族不能算作华人。有的虽然发源地在中国，但早已在所属国定居（例如与中国傣族同源的老挝普泰族和泐族），这些民族也不能算是华人。有的民族一部分是华侨华人。老挝的泐族和普泰族与中国的傣族同源，很早就在老挝定居，他们不是华人。1958年云南勐腊县曼庄的一个傣族寨子迁移到老挝丰沙里省，建立了曼勒寨。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也有人跑到老挝居住。[xvi]这些傣族移民应为华侨（如果仍保留中国国籍）华人（如果已取得老挝国籍）。有的民族应算作华侨华人。例如，中国边境的壮族（越南称岱族、侬族[xvii]）、瑶族、[xviii]苗族[xix]等少数民族中相当部分在越南立国之后迁至越南，这一移民过程一直在继续。这些民族既是跨界族体，也是少数民族华人。

概而言之，“跨界族体”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民族学和社会学中的学术名称，[xx]后者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名称；前者的涵盖面大，是通用的学术用语， 可以描述世界各地跨境而居的族体； 后者涵盖面小，是从“中华民族”和“华侨华人”这两个概念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概念；前者指在边界地区（如中国与邻国）跨境而居的族体，他们的起源地并不一定是中国；后者特指世界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少数民族，即参与了国际迁移的中国少数民族及其后裔。两者的联系显而易见。其一，由于跨界族体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一个民族可以同时具有两重性，他们可以既是跨界族体，也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移民他国的华人（即“美籍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具有文化和政治（此处指国籍）上的两重性颇为类似。其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中国的边境省份，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族体的并存、融合与转化。其三，一些从中国迁出和少数民族群体在邻国安居并取得当地国籍后，逐渐适应居住国的社会与习俗，他们的跨界族体性逐渐增加，但这并不能消除其从中国迁出这一历史事实和“少数民族华人”的特性。其四，就跨中国与西南邻国边境而居的一些源自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中相当部分既是跨界族体，也是少数民族华人。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定居特点

近代迁移多因政治因素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国外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在华人移民史上，汉人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因素（饥荒、灾害、人口稠密、民不聊生等）而迁移国外。为寻一条生路，他们远渡重洋，迁移他国，成为华侨华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迁移的是少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则有所不同，虽然他们中也有少数是因为文化因素（如朝觐）[xxi]或经济因素（如贸易）[xxii]而迁移他国，但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部分布在边疆地区，其国际迁移多与边界划定、逃避战乱、民族迫害或外国入侵和干涉等政治因素有关。[xxiii]这些政治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 为逃避中国历代朝廷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

2） 为逃避各种战乱或与民族问题相关的政治迫害。

3） 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朝廷军事镇压或政治报复（较为突出的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族，白彦虎领导的回族，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等）。

4） 外国的侵略以及随后导致的裹胁或掳掠（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胁迫中国边民迁移）。

5） 边界划定的结果。[xxiv]

6） 分离主义势力活动的结果。[xxv]

7） 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1949年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一些少数民族担心同化以及对少数民族宗教的干涉，他们因此迁移到邻国。[xxvi]

迁移多带有集团性、突发性和被迫性             少数民族的迁移也有自己的特征。汉族华侨华人的国际迁移往往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和相对零散的模式。[xxvii]近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往往带有突发性，并多为成建制的有组织迁移，往往是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迁移。这一特点实际上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的原因多为政治性有因果关系。这种有组织的规模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少数民族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政治迫害迁移邻国。第二，因外国势力干涉而随众迁移或被迫迁移。第三，联合国难民署组织的难民迁移。

表1       19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成批国际迁移一览表

定居带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已在国外定居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迁移地、定居点和定居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即迁移地、目标地和定居方式的相对集中。

首先，迁移地相对集中。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本来就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祖籍地也相应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新疆、宁夏等），或边境省份（云南、青海等）。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邻邦交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个较集中的越南跨界族体（如侬族、瑶族等）均来自广西，中亚诸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新疆，定居在缅甸、越南、老挝等邻国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来自云南。

其次，目标地相对集中。从表4可以看出，多于90%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定居在位于中国西南部和西部的邻国；其中尤以与中国西南部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为最，近75%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居住于此；其余则定居在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位于中亚的国家。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约占10%。

再次，定居方式相对集中。大多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仍居住在一起，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并保持着他们与中国少数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或习惯。

此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路线也与汉族华侨华人不同，他们走的主要是陆路；而后者以沿海居民为多，“漂洋过海”谋生，走的主要是海路。

然而，两个关键问题必须回答：如何区别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标准

中国共有56个民族，汉族只是中国人的一支。根据第五次的中国人口普查，汉族有1,159,400,000人，少数民族有106,430,000,分别占中国人口的91.59%和8.41%。[xliv]

什么人可算作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呢？谭天星曾提出过一个定义：“居于今天中国领域之内诸少数民族的先辈移居国外者称为少数民族华侨（仍保留中国国籍）华人（已加入所在国国籍）。”[xlv]然而，如何确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辨识标准是什么？向大有认为，“华人”是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总称。一切具有中国各民族血统的人，都应确认其身份为“华人”。他指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指具有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某一民族成份的血统；他们的迁移发生在定居国成立以后。[xlvi]可以看出，谭天星的定义与向大有的标准虽然重要，但仍不足以辨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对少数民族华侨的辨识一般相对容易，主要因为他们仍保留着中国国籍。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较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迁出时间较早，二是他们已经取得当地国籍。下面列出的五条标准有助于辨识少数民族华人：记录（Records）,祖籍地（Origins）,客观认同（Objective Chinese）,迁移时间（Migration Time）和主观认同（Subjective Chinese）。

记录（Record）      必须存在某种历史记录说明该少数民族群体来自中国，换言之，他们属于从中国迁出的少数民族或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三种记录。

1)     口头记录：口述历史、口头文学、口头传说、民族诗歌和民谣等。

2)     文本（文字在案）记录：书本、笔记、年鉴、家谱、族谱等。

3)     结构记录：信仰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传统构成）和生活结构（生活物品、饮食习惯、墓碑墓葬等）。[xlvii]

记录对于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至关重要。

祖籍地（Origin）      必须有证据表明该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一标准包括两个因素。

1)     籍贯。其祖籍地位于中国某处。该群体通过口述史、家史或文本等记录方式知道其祖先在中国居住的地方。

2)     迁移路线。其群体（个体）从中国迁出的路线。该群体也可能是通过再迁移而至现居住国，但其祖先最早从中国迁出必有一路线。

祖籍地往往须由记录来支持。

客观认同（Objective Chinese）      首先必须具有某种客观标识（主要指体质特征），同时保留一些中国文化标记以表明该少数民族是中国人或祖先来自中国。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 民族语言。仍操着（记忆着）在中国生活的该少数民族的语言；或其所操方言与该少数民族语言相同或相似。[xlviii]

2） 中国标记。其名字或社团仍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成份，其姓名称谓、所居社区、街道、团体、居住区保留着中国祖籍地的某种标记。[xlix]

3） 民族习俗。保留着与中国同一少数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习俗，如喜庆节日、婚丧方式、社会活动等，保留其家乡的一些风俗。

客观认同往往使局外者对该群体（或个人）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

迁移时间（Migration Time）      该群体须在现定居国立国后迁去的才能算“少数民族华人”。[l]在该国立国前，当时已定居的该地居民尽管可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源，但他们构成了原居民的组成部分，不属于中国少数民族之列。只有该国立国后，从中国境内迁去或从别地迁去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经过该国的正式批准或经过当地居民的同意获得定居权。这样，他们才能称为移民，也才可称为“少数民族华人”。

迁移时间对确定早期迁移中国境外的少数民族是否为华人至关重要。

主观认同（Subjective Chinese）      该民族群体须愿意认同其华侨、华人或华裔身份。[li]这一点可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1)     知道其中国祖籍地，愿回老家探望。[lii]

2)     保持与中国祖籍地的联系；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感情（捐助、投资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尽可能维系与老家的各种纽带，对家乡的发展表示关切。[liii]

3)     希望或经常到中国祖籍地来寻根。这一点在第二、三代的华裔身上更为突出。他们仍记得祖辈关于家乡的描述，希望到中国寻找或探望祖籍地。

主观认同作为群体标准有所局限，因为不同的人对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不同看法。然而这一条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个人对族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立场，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断变化的族体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尊重。一般而言，中国的国力与华人的主观认同成正比。[liv]与主观认同相联系的另外还有两个因素：时间差与距离比。换言之，迁出的时间与主观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即移民的时间越久远，主观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相对较小；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越近，主观认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当然，出国时的境遇对华人的主观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似乎不具有普遍意义。[lv]

以上五个因素可以根据其英文词(Record, Origin, Objective, Time and Subjective)的首个字母构成英文单词“ROOTS”，意为“根，寻根”。

实际上，这五个辨识标准也可用于对海外华人的辨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辨识必须建立在承认华人目前对所属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计量统计

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多少人？向大有认为约310万人。遗憾的是，他的数字没有注明资料来源。这些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有的已经在定居国长期生活并已取得国籍，有的仍保留着中国国籍。通过上述五条标准，我们可以将居住在邻国的多数跨界族体列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范围。经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统计，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实际人数高于310万。表2-4的统计表明：约570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目前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表2       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各国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个位数已四舍五入。>表示多于后面的数字。

表3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分布

*由于缺乏资料，未作统计。

表4 世界各国（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统计

*由于缺乏资料，未作统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