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君
印度模式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即从印度独立至80年代末，统称为尼赫鲁混合经济模式时期。第二阶段从90年代初开始后至今为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即印度模式转型时期。两个时期特征有着明显差异。
一
90年代前印度模式基本特征
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特征
图式：
尼赫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营企业、消除贫困）+混合经济体制+土地改革、绿色革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1）以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
尼赫鲁自50年代开始，便大力宣传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1956年12月，尼赫鲁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从那以后，国大党政府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工农业中的各种改革活动也都涂上了社会主义的色彩，并把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写进了国大党党章之中。关于尼赫鲁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很难确切回答”的，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印度独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看，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行计划经济，建立公营企业。第二，在农村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第三，倡导社会公正、社会均等和消灭贫困。
（2）工业实行混合经济模式。
其主要特征在了：建立以公营企业为主导的公私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有各自的经营范围，在同一计划下发挥各自作用。公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收益较少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它们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起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对私营企业实行既保护又限制的双重政策。但扶植是主要的，或“小限制大扶植”。独立后印度有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公营经济、印度私人垄断资本、外国私人垄断资本、印度中小私人资本、农村小农经济。这五种经济成份的总和构成印度的经济基础。
（3）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与绿色革命。
独立后印度农业政策中以土改和绿色革命最为重要。印度土改内容有：废除柴明达尔等大土地所有制，租佃改革和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印度土改废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地权制，限制和削弱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势力，为印度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绿色革命是指以技术改革为中心的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方针，内容包括：扩大灌溉面积，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品种，大量使用化肥，提高机械化程度等。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增长率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绿色革命之后，在全国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4）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印度政府规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外国资本一般得超过40%的股份。政府还规定，外资企业投资必须同时转让技术。由于实行这一战略，印度工业有重大发展，至70-80年代，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设备的自给率已从独立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90%左右。国内市场的消费品大部分是本国制造，并能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等工厂和电站的成套设备。印度在原子能、电子、高分子、空间技术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能制造飞机、导弹、人造卫星、原子能发电站。但问题是具备了相当的工业自给能力后又应该如何发展工业。印度的失误在于继续采取所谓自力更生的方针，即对国产工业采取高度保护关门主义政策。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印度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则因接触不到国际标准的同类产品而失去竞争力。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唯一比例下降的国家。
印度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
图式
西方议会民主政体（自由选举制、三权分立、文官制度）+东方威权体制（一党为主体、强人政治、行政权力过大、半选举半自由制度、种姓政治）
根据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印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体制上则应建立西方议会民主政体。独立后，印度便将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确立的议会制度，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它在形式上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1）制定了一部议会民主政体的宪法。印度宪法于1949年11月通过并于1950年1月正式实施。该宪法长达十余万字(中译文)，多达395条，千余项具体条款。从宪法生效起又多次修订。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从政治上确定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宪法宣布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移自由等)、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
（2）自由选举制度健全。印度独立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大选，从1952年第一次大选以来至1999年10日共进行了十三次大选，从未中断，议会民主制度也未发生动摇。
其三，实行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印度政党之多可为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第十一大选时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多达443个。参加投票的选民达5.9亿。印度素有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美称。美国人则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橱窗” 。
（3）实行西方三权分立。印度国会是印度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分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联邦院代表各邦，有240位左右议员，由各邦议会和直辖区分别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议员的三分之一。人民院由选民直接选出，由五百四十名左右议员组成，任期五年，期满全部改选。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集体对人民院负责；总统是印度的“国家元首”，享有非常广泛的行政权。印度最高行政机关是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
（4）实行西方式的文官制度。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近代资产阶级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文官制度是为英国殖民主义利益服务的。独立后，留在印度的文官被印度政府全部接受下来，同时，印度政府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和重建，在数量上、结构上以及在法律程序上，使原来的文官制度更加完善，以适应独立后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又有别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它具有某些东方威权体制的一些特征。
（1）印度政党制度通称为“一党为主体的多党制”。印度虽然是多党政治体制，但长期以来（90年代中期以前）主宰印度政治和左右政局发展的核心力量乃是国大党。
（2）印度所谓“三权分立”在很多情况下是“三权合一”。印度政府在90年代之前，基本控制在尼赫鲁家族手中。印度独立后四十年来，尼赫鲁执政17年，英·甘地执政14年，1984年底以来又是拉·甘地在执政。这就是所谓的“强人政治”。
（3）印度名义上实行普选制，但实际上却是半普选制。各次大选取胜的执政党和领袖均没有获得多数的选票，甚至有几次大选不过半数。而在人民院中又采取所谓的相对多数制，即各政党只要选民票数领先就可以在人民院占有优势的议席。印度穷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参政意识较淡漠。印度虽然有百年以上的宪政发展历史，但由于印度社会贫穷，经济落后，人民文化素质极低。因此，选民投票的盲目性相当大。
（4）暴力统治甚于西方。如果说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在第三世界中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它在实行暴力统治方面也是相当著称的。对反对党尚且如此，对国内人民则更是肆无忌惮。可以说，议会民主与暴力统治二者是相辅相承，印度学者莫汉·拉姆评论说：“与印度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条令最为相似的条例是德国第三帝国的魏玛宪法，与魏玛宪法的第48条相比，印度宪法实际上更加厉害。”
（5）实行种姓政治。传统的种姓因素在今日印度政治生活中仍在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政治民主与实质上是中世纪的落后的种姓制度密切结合构成了印度政治的重要特色。印度许多学者称印度的民主政治为“种姓政治”并不为过。印度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而农民在投票时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种姓意识，往往投向代表自己种姓利益的候选人。因此，每个党在大选前必须仔细研究各地区的种姓势力，努力在地方上占优势的种姓中发展党员，并选择在当地占优势种姓中有威信的党员当候选人。这些人一旦当选进入印度政界，其所作所为必然多方考虑支持他当选的种姓社团的利益，从而使印度政治带上浓厚种姓色彩。
印度文化模式基本特征
图式：
发扬印度教传统文明和甘地主义+世俗非教派主义（取消种姓制度、政教分离、照顾部族利益）+西方先进教育与科技
（一）
发扬印度教文化传统。
印度前国家领导人甘地、尼赫鲁均非常崇尚印度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倡导发扬古代传统的印度文明。他们认为，印度宗教在印度社会中曾发挥并正在重大的积极作用。它是印度古老文明存在主要形式或赖以生存的主要土壤。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之所以一直保存至今，而且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主要依托于印度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存在。国大党领袖提拉克、甘地为恢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诉诸于印度的历史宗教传统。他用印度教经典来号召群众，用庆祝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勿庸置疑，宗教在推动印度历史向前发展，繁荣文化和开展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甘地、尼赫鲁特别推崇印度教中重和谐（梵我合一）、讲仁爱、非暴力、解放贱民等说教，印度也一直把甘地奉若神明，把甘地主义作为国家重要精神支柱。这无疑对印度现代化有其积极性的一面，特别在教育印度人民热爱民族历史优秀传统，发扬民族爱国精神，团结一心，改革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以及在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重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有其独特功能。在这方面与东亚儒家文化功能有相类似之处。
（二）倡导世俗主义。
非教派主义或世俗主义被认为是尼赫鲁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30年代尼赫鲁就曾一再反对教派主义，认为教派主义领袖们都代表着一小撮上层阶级的反动集团。而这些人又利用群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独立后，尼赫鲁进一步倡导非教派主义思想，反对一切宗教、种族和种姓歧视，使各个宗教、种姓和种族集团和平共处。具体内容主要有：第一，取消种姓制度。印度宪法也规定，所有公民不受种族、种姓的影响。第二，主张信仰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第三，保护和照顾少数人集团特别是对落后种姓和部族的利益
（三）吸收西方先进教育与科技，实行科教兴国。
印度在吸收西方先进科教方面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是著称世界的。在尼赫鲁的努力推动下，印度把科技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实行科技教育兴国路线，并采取了苦干重大措施。其中包括：制定专门的“科学政策决议”，确立了印度科研发展的目标，成为印度长期指导科技发展的大政方针与国策，颁布促进科技发展的各种立法，为印度科技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建立实施科技发展的职能部门，如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宇航研究委员会等；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促进印度科技进步和印度自力更生能力；把科技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成为各五年计划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特别重视高等教育，明确高等教育目标并没立大学增款制度等。在尼赫鲁科教兴国路线的指导下，印度科技取得十分引人注目的科技成就。
二
90年代后印度模式的转型
90年代，印度已从原来的尼赫鲁时代的旧模式走出，并正在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出现这种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从国际环境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印度领导人重新思考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的解体，中国加大改革开放步伐，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无疑也迫使印度重新思考印度原来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印度发展模式。其二，从印度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在90年代以前的时期，即印度模式第一时期，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与东亚、中国相距甚远。印度在70-80年代出现所谓“五低”现象：“计划经济效率低、私营经济市场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发展模式运作低。”
印度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奇迹，相反，却陷入3.5%的低增长率的困境之中。经过40多年的实践检验，这种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负面或失败的教训。特别是80-90年代在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对比下，迫使印度领导人痛下决心，摆脱传统的尼赫鲁模式，对其经验与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反思。其三，印度政治舞台主导力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直扮演印度政治舞台主角的国大党已如强弩之末，不仅权威式领导人物纷纷消失，而且自身年迈多病，昔日风采己尽消失，人民把目光逐渐投向能向能将他们带入新世纪的新生政党身上，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恰恰适应了印度人民渴望变革、追求新生的愿望。印度人民党利用印度宗教力量，效仿老甘地的谋略和手法，掀起印度教民族主义，从而一改印度政治版图。总之，印度模式的转型是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结果。
印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是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由尼赫鲁时代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混合经济模式向东亚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型，二是从以国大党为主轴的一党优势制向二党制或三党制过渡。
印度经济转型是从80年代初经济改革开始，但步伐真正加快是在90年代拉奥执政时期。拉奥政府对印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进行了被认为是“大刀阔斧”式的“实质性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为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修改垄断法，缩小公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引进自由竞争机制，扩大私营企业的经营天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将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调整外贸政策，改革外贸体制，促进印度经济的国际化，等等。总之，通过改革，加速推行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使印度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印度传统的混合经济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为减少，市场竞争机制得以引入，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也被逐步消除。印度在诸多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印度的改革使经济增长突破了传统的老牛式的缓慢增长速度。根据印度统计，1992-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6.8%。1998年度经济增长率为5.8%。1998—1999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为5.9%。这些增长率大大超过了1951年至1980年期间3.5%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80年代5.5%的增长率。印度外贸1998—1999年总额增至340亿美元，进口总额增加到410亿美元，总贸易额达75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91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98-1999年度的330亿美元。1998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4210
亿美元。人均收入达430亿美元。1999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总之，印度转型期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
与经济模式转型的同时，印度政治模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从1989年第九届人民院大选中各政党均未过半数，先后出现了印度人民党和人民党(社会主义)联合其它政党执政的局面。1991年6月第10届人民院大选中，国大党虽然获得胜利，但仍未过半数，只能勉强执政。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党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二党并存的局面。1996年第11届大选，印度人民党获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以最大党的1资格组阁，执政13天。1998年第12届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与其他党联合，共获252个席位，大选后，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184个席位，再次战胜国大党，又继续执政。这种情况和90年代前一直保持的一党优势制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标志着印度长期以来国大党垄断印度政坛的局面彻底结束，印度从此开始二党或三党并存、并争的新时代。这种变化也标志着印度政党制度将更进一步地向西方政党制度靠拢，其政治竞争机制将较过去更加充分、更加完善，“强人政治”则逐渐弱化。当然要彻底实现政治转型，还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还只能说是开始。
三
印度与东亚模式的趋同
（一）经济模式的趋同
90年代前，在印度经济模式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公有制（公有企业）、计划经济等成份与东亚模式，有明显区别，从国家与市场经济关系角度讲，印度国家干预成份要远大于东亚“四小”和东盟，印度经济虽然在本质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但市场经济受到较大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障碍了市场经济的运作，在这方面东亚则相对比较成功。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印度虽然实行对外开发政策比中国、越南早，但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过分强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措施，故影响印度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相对比较成功，在金融危机之后则有待重新思考其战略的调整。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上比较，印度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50-60年代，大体一致，但经过20-30年的较量，印度不仅远低于东亚“四小”和东盟，也明显弱于中国。在解决人民生活贫困化和贫富差距方面，印度虽然从主观和政策上尽了较大努力，但成效甚微，印度贫困人口仍占较大比例，而东亚和中国在这方面解决的相对比较成功。
但印度自90年代以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正在调整和理顺各种关系，新的印度市场经济模式正在转型，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正向东亚模式靠拢和趋同。二者一致性明显增多，差异性逐渐缩小。但二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趋同。印度由于国内种种不确定因素，要在21世纪最初一、二十年追赶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可能性不大，就是与中国并驾齐驱也非轻而易举。可是从长远的角度分析21世纪，印度实现世界有声有色的大国和世界新的一极力量的宏愿则并非没有可能。
（二）政治模式的趋同
印度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一致，而与90年代前东亚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着重大甚至上是本质上的差异。东亚可以说是亚洲威权主义政权的典型，而印度则是亚洲议会民主政体的典型。两种政治体制的形成均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印度的议会制度与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较小、民族语言宗教种姓的多元化以及英国殖民主义的政策等多种因素使然；而东亚则由于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儒家文化中对权威的崇拜等传统以及战后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使然。印度议会主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利弊兼而有之，但其弊端无疑远大于西方也无疑大于东亚。印度议会民主制度在保持国家相对稳定的政局，维护其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以及促进其经济的发展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这与东亚和相比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东亚威权主义政权虽然也同样利弊兼而有之，其利无疑小于西方，但却也无疑远大于印度的民主政体。但印度议会民主政体是不充分甚初级形态的民主政体。它在诸多方面，如一党独大、半普选制、种姓政治、中央集权、三权合一、暴力统治等，与其说是西方民主体制，不如说是具有东方威权主义的某些特点。但无论如何印度与东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或、是小同大异。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亚与印度政治体制从两个不同方向向同一方向转型。东亚国家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但其民主政体正处在不成熟的幼稚阶段，民主体制往往混杂着威权体制的某些特征，某些方面有类似印度早期的议会民主的体制。印度民主政体则在由一党主体制向二党或多党制过渡，但也仅仅是开始。因此，东亚与印度两种政治模式有趋同的明显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与东亚在政体体制上彼此互相靠拢，殊途同归。二者不仅有共同之点，而且共同点正在增多。
印度与东亚两种不同体制目前均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它们距离成熟的民主政体均尚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正如同西方各国民主政体要经历近二百多年的漫长历程一样，企图一步到位是不切实际的相法。它们的未来走向只能由自身各种因素来决断。但可以预见，印度和东亚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定能走出适合自己特点的、有别于西方政体，而创造出新的模式。
（三）文化模式异趋同
东亚与印度在文化上均属东方范畴，有相当多的共性，诸如重精神而轻物质，重集体而轻个人，重和谐而轻竞争，重义而轻利，重农而轻商等。在这些方面恰与西方文化形成显明的对照。对此，中国政治家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认为，东洋文明是精神的，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洋文明是灵魂的，西洋文明是肉体的。印度著名思想家和诗人泰戈尔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东方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学的；东方的目的在生长，而西方的目的在获得，拼命争取力量，不尊重美与真；东方的基础是社会，国家可以灭亡，社会仍然会存在，而西方的基础是国家，国家就是一切，所有问题都由国家来解决；东方是集体享受，个人工作，而西方是个人享受，集体工作；东方是异中求同，在错综复杂中建立协调，而西方只讲行动，讲速度，不讲和谐、协调和韵律等等。
东亚与印度在文化上既有大同也有大异。东亚基本上儒家文化圈，印度属于印度教文化圈。二个文化圈差异体现多多：东亚儒家文化特点则基本是俗世儒学与佛教文化相合，宗教成份不占主导地位。印度教文化的特点是宗教学说与理念贯穿在印度人的心灵与行动之中，追求灵魂的净化（梵我合一），维护天经地义的种姓制度、倡导非暴力、因果轮回说等。中国著名东方学专家季羡林教授说：中印两国宗教思想有明显差异：“中国人好像对天、对鬼神，不太感兴趣……而印度人相当迷信神道”。印度文化的核心和主体部分是宗教，因此与现代文明有着本质的差异和冲突，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排斥异教、狂热的崇拜偶像和迷信色彩等，特别是印度新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复兴，又加强了印度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无疑与现代化发生猛烈碰撞，二者虽可以有整合部分，但冲突、对立部分则难以融合。由于印度传统文化包袱过于沉重，所受冲击又过于缓慢，不能不极大地制约现代化和新文化的产生。因此，印度面临的宗教文化挑战比东亚更为严峻。也正因为如此，印度现代化步伐在90年代之前一直迟缓。
但进入90年代化后，东亚文化与印度文化同样也有趋同的势头。趋同之一表现在：
科技教育将成为印度与东亚接受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二者在这方面总体上基本一致，几乎不谋而合。印度比较发达的科技教育和强大的近2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将极大地冲击传统文化中不适合现代化的糟粕部分，人们可以不必担心旧传统势力的强大与根深蒂固，一旦旧传统势力被冲击到一定程度，它必将土崩瓦解。现代化的大潮必将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西方强大无比的教皇势力不也曾称雄于多个世纪，但它依然抵挡不住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巨大洪流。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现在迟于东亚，更晚于西方，但有了科技与教育的迅猛发展，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不愁旧传统势力的快速瓦解。趋同之二表现在：均努力发崛各自的传统优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均倡导民族主义，决心尽快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最终实现东方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对于这宏伟目标的实现，我们应满怀豪情充满信心。这里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印度伟大哲学家、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泰戈尔的至理名言作为本书的结束语。泰戈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东方文明的复兴前景做出瞻望。他在《亚洲对于新时代号召的回答》一文中指出，亚洲觉醒的征兆已经慢慢地从地平线的一端到另一端散布开来。在人类东方群山上闪耀出来的新黎明的红光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景象—它是自由的景象。不仅是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而且是从昏昏欲睡的怠惰和对自己内在力量的不信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和印度》中又写道：“正像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个伟大未来的来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迫近我们了。我们—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
四
关于印度模式转型中的“逆流”
90年代中后期后，与印度经济与政治模式转型相反，在文化上却出现逆印度现代化大潮的一股表面看似乎是不协调的“逆流”，即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活。如何恰当分析这种复活，是目前研究印度现代化的一大难点。许多学者对此往往迷惑不解，或根本持否定态度。笔者以为，必须把印度宗教的复兴与作用要与整个亚洲的宗教复兴联系起来，宏观综合分析才能有一个较清晰的看法。
众所周知，宗教在80-90年不仅在南亚印度，而且在东南亚、中东诸国均以迅猛之不可逆转之势在复活。这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
从东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变迁角度分析，社会变迁本身就孕育着宗教复兴。“宗教角色的强化主要源自一般社会状况的改变。”也就是说，在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使传统价值失去意义危险。人们为寻求即将丢去的精神世界便去追求宗教。“富裕的亚洲开始察觉到成长所带来的副作用”。从政治角度分析，宗教脱离不开政治，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更确切来说，宗教已经开始扮演一个更为显著的政治角色”，
“可利用宗教成为道德改革或者国家认同的力量，甚至成为土著形式的民主。”引用同一位泰国政治人物的话：“成功的要素在于从传统宗教中获取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也必须符合于现代日常生活所需”。从经济发展角度，宗教复兴往往刺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安定的道德力量。台湾著名学者魏萼教授认为，文化和宗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力量是一般经济学界经常忽略的问题。此乃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可谓‘第二只看得见的手’。”
“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增加，庙宇重点地区慢慢变成一个商业市集，扩大成为经济团体少宇所在地逐渐成为商业重点。”
印度情况虽然与东亚有一定区别，但在宗教的特殊作用则比之东亚各国有过之无不及。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己产生。但它成为印度社会主要思潮乃是在90年代中后期印度印度人民党崛起并执政之后才开始的。该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倡导者是戈尔瓦卡尔。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要复兴印度、重建一个繁荣富强的印度。他认为，重建印度的关键是复兴印度教的古代传统，建设一个强大大度教国家。其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在他看来，医治印度衰败的药方是复兴印度教，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的印度。他既反对西方的模式，也反对尼赫鲁政府提出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
印度人民党组建后（建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该党一方面继承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发起“恢复罗摩盛世”、推倒清真寺、重建罗摩庙的运动，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穆斯林的世俗主义政策等，但是同时也修订了原来的纯教派主义理论，倡导新的非教派主义纲领：
“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的社会主义和价值基础上政治”。在行动上力图改变党的教派主义形象，支持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议席的政策，通过决议允许贱民加入它的主要团体，要求各级党组织发起反对种姓偏见和不可接触制的运动等。更重要的是该党所推行的基本内外政策与国大党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时所推行经济政策，仍是努力致力于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计划在未来10年内使印度增长率提高到7-8%，力争在21世纪初成为“印度的十年”，决心使印度成为“新世纪的新印度”，即一个“强大、繁荣和富裕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义、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三者同出一辙。印度人民党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要出于政治上执政的需要，一旦执政便会淡化宗教色彩，适应新的形势，继续推行各党派特别是国大党所认可的民族主义政策振兴印度，使之成为世界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人民党正在用老甘地复活印度教的谋略，通过核试验激发印度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赢得国内各界支持，获得核大国地位，以此实现争当世界大国的最终目标，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无疑有其正负双重作用。但如果运用、处理得当，扬长避短，未尝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合印度国情的可取之举。
但是，尽管宗教对东方国家现代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从现代化的极宗目标和对社会根本的变革的总体效果而言，毕竟有重要的负面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美国学者 F·
B·弗兰克尔对印度1947—1977年三十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印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一现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当今的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观念上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变革就像是缓慢进行着的革命，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印度就像是一只背负着重物的巨象。众多的人口构成了它庞大的身躯，而它庞大的社会躯体上的重负则是其传统性和多样性。”但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极端顽固性，这使得它在现代化的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艰难而又缓慢。这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其强劲的势头几乎势不可挡。对其利避、福祸评估目前似乎为时尚早。但是它显然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
“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从世界总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印度教思潮的复兴只不过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插曲而己。它只有一个解释，即：在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之中，传统意识观念和势力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现代化的变革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具体实施时总要面临传统势力和思想的挑战和阻碍。印度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带有一定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印度今后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痛苦甚至是带有血腥味的过程。”印度进步的社会势力同传统宗教观念的斗争必将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又颇为艰巨的任务。没有这项艰巨任务的最终完成，印度和其它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则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