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长征是党的领导者集体智慧谱写的不朽乐章。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无疑是毛泽东，然而其他成员的配合也是不可缺乏的，张闻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毋庸讳言，他在长征之前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是由于他的自觉转变而对长征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张闻天在长征前夕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对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战略思想。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它提出了关于红军转移的若干重要战略思想，而这些同毛泽东反"围剿"的战略思想基本相一致，也被后来长征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文章在论述转移必要时，提出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战略思想。根据敌我力量的具体变化来决定进攻、防御和退却，反对盲目冒进，采取灵活变化的战略，乃是毛泽东从领导井冈山反"围剿"以来形成的一贯的基本战略思想。与此相反，不问具体条件一概只要进攻的所谓进攻路线，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战略方针上的根本错误。而张闻天在这篇文章里却表现出了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一致。需要看到的是，文章对斗争方式的解释和它对"只要进攻"模式的批评，不仅表现了他对进攻路线实质上的否定，而且从战略思想的高度上说明了这次转移。事实证明，后来恰恰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代替了那种直线式的僵化的军事战略方针，红军长征才从根本上扭转了形势。文章在端正人们对转移前途的认识时，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上强调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应当看到，关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的科学思想，正是毛泽东创立的红色政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问题的不认识乃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屡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闻天这篇文章确认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并将革命长期性的时限估计到"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而是十几年以上。这不能不说是可贵的觉悟。而对于红军长征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武装。

这篇文章在阐明转移目的时提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争取有利条件以继续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原则。历史表明，重视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固守一城一池为目的，乃是毛泽东领导历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运动战的有效方针，而"左"倾军事领导者却根本不懂得这是处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粉碎"围剿"惟一正确的作战方针。张闻天在动员红军转移时大体上指出了这些原则，这些自然对于后来长征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同时还说明后来在李德、博古军事错误发展到危及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紧要关头，他本人能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也是早有其思想基础的。

张闻天能在这时提出上述这些思想并非偶然，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思想转变过程。事实上他从1933年接触苏区时间不久，就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至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他同博古之间又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闻天认为不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则讥讽他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论之后张闻天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因此，伍修权认为张闻天的这个态度也是遵义会议能够召开的一个基础。

张闻天这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工作中同毛泽东的交往增多，肯于倾听意见的张闻天从工作接触中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因此，张闻天这篇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示而又作出自己论断的战略文章，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觉悟，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实际表明了从错误中学习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孕育着新的生机。总之，在"左"倾中央对转移未作公开普遍动员的情况下，这篇从理论上论证转移的"战略社论"，其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长征初期的张闻天拥护毛泽东，促成了遵义会议胜利召开。遵义会议是整个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张闻天对长征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毛泽东在"十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样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接着还进一步强调：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周恩来在1960年一次报告中提起遵义会议时也指出：那个时候开始是闻天转得快。张闻天在这个根本转折中的历史作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长征的危急关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中央政治局内同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一方面是李德、博古军事领导的错误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党内军内对于这种错误的不满也随之日益增长，而集中反映这种不满并使之变为党内同错误斗争行动的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中央队的"三人集团"。在"三人集团"中张闻天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过去是很少为人知道的。他本人写于1943年的整风笔记在记述这件事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样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需要看到的是，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他的这种鲜明立场，对于这个紧要历史时刻配合毛泽东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罗明在回忆这段长征历史时，还记得在湖南通道地区一次巧遇张闻天就军事紧急形势向毛泽东求教，和毛泽东提出向贵州进军建议的情景，他记得在到达通道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就遇上了毛泽东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先是张闻天谈了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部队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我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动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请教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听了后明确指出不能再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敌军。

张闻天的上述笔记还可以从其他材料中得到印证。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到达黎平之前的一次讨论作战方案的"飞行会议"上，他的"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的方案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而毛泽东"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则是"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接着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事实表明，正是到达黎平之前被称为通道会议的紧急会议，形成了这次党内战胜错误的起点和酝酿遵义会议的前奏。

第二是在遵义会议上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促成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邓小平于1979年8月26日在张闻天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悼词中披露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一件重要史实，即在会上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昔日人们说到遵义会议一般都不知道张闻天曾作过批判"左"倾军事报告（亦称反报告）。据查考，1960年毛泽东在周恩来一次报告的插话中曾经说到这件事情，他说：遵义会议他（张闻天）作反报告。周恩来接着也说：博古作报告，他作反报告。杨尚昆也有同样的记忆，他还记得在先后的顺序上是洛甫先作反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发言。关于张闻天反报告在会议中的作用，1935年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有这样的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由此可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是很好的配合，从而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而张闻天之所以最后被推举代替博古的职务，无疑也是与他对整个会议所起的重要作用直接有关的。

第三是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

邓小平在上述悼词中披露的另一件过去鲜为人知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史实是张闻天"起草了会议决议"。陈云上述《传达提纲》对这件事也有记载：会议"指定治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段记载说明，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决议精神，形成了文件则是张闻天在会后完成的。

遵义会议决议是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件，它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份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关于历史教训总结的文件，也是党史上一份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文献。毫无疑问，张闻天起草这份文件也确实融合了他本人在会议前思想转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在1933年同博古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所写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出同决议相一致的批评关门主义的观点；又如他在1934年同博古发生关于军事方针问题激烈争论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对关于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的批评，以及前面《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中的若干战略思想和对拼命主义、逃跑主义的批评，这些也都是同决议中的有关部分相一致的。张闻天发表的上述这些观点同遵义会议相比尽管显得还不成熟、不系统，有的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但却说明，张闻天能起草这个决议也是有他本人的思想基础的。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努力实现军事战略的根本转变。从遵义会议之后到巧渡金沙江之前是红军长征在毛泽东指挥下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红军实现根本战略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以其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写下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得意之笔"。在这里，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过去对张闻天这段历史不但人们不能获得全面了解，而且遭到严重歪曲，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起初红军一渡赤水北上到川南，是为了实现渡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急取四川赤化"的既定目标。由于敌情变化北渡计划不能实现，于是全军西折至云南扎西机动，此时毛泽东作出了回师东进奇兵制胜的决策。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毛泽东运动战的威力尚未在长征中得到充分显示，而另一方面红军本身的状况则如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因此从阵地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刚刚从博古接过负总责职务的张闻天配合毛泽东，作出包括精简整编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利用休整的时机，召开纵队干部会议，由他本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在长征途中成稿的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历史文献本身，就反映有当时传达与动员战略转变相配合的这一历史特点。决议最后部分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至今保存下来的洛甫所记录的张闻天传达报告记录也显示了这个特点。报告一开头就说："五次'围剿'尚未粉碎，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最后指出"我们转移地区是为得打仗，不是避难搬家"。关于张闻天扎西传达决议，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有一条重要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历史表明在决议的精神武装下，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河，奋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很明显，其中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领导的配合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关于二占遵义之后的情况，过去误传较多，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

笔记说，自他负责中央后开始有段时间是由他主持"经常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的，到二占遵义之后，因为看到毛泽东领导战争比较有把握，故曾"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但当毛泽东到前方后，对于毛泽东的指挥在中央领导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不久在中央一次讨论打鼓新场战役问题的会议上，发生大多数人主张打，而毛泽东坚持不打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并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他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了结论，就这样又一时重新"取消了毛的职务"。

对于上述这件事，张闻天说当时自己的思想是"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所以"我只有服从多数的主张，才是正确的"，而"不了解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同时也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后来，部队在抢渡乌江之前，"毛泽东提议以毛泽东凋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说当时自己"也觉得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而"自己对军事又完全是"外行"'。因此对毛泽东的提议，"当时很赞成"，于是三人军事小组便正式成立。

但是，笔记对于毛泽东误认为他在会理会议前煽动彭德怀、林彪反对毛泽东一事作了郑重声明，说此事连想都没想过的。他还说长征中自己一度由于感到负总责的工作不好做而曾经提出过想到白区去工作。但他"从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所要求他的自我批评是关于我所谓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事情。他回顾自己在会理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批评"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的，只觉得"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关于这一点是因为"鉴于博古时代过火斗争的错误，的确当时有此感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总的是支持和合作的，然而对他军事领导的信赖程度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加深的过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然而从实际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也是有一个摸索过程。张闻天的上述个人认识是符合这个过程的，他对毛泽东关于领导的配合也是前后一贯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来庐山会议挨整时，加在他身上的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就是所谓长征中反对毛主席。被罢贬的张闻天并没有萦怀于个人得失，时刻所想的仍然是党的兴衰存亡，他曾深切地对遇难时探望他的一位将军说出了一句饱含党的历史教训的忠言：将帅们军事指挥上的集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党内不能没有民主。

张闻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长征形势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前景又布满了阴云。在这严峻时刻，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紧密配合毛泽东同张国焘错误进行坚决、正确的斗争，为长征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

早在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之前，当张国焘在要不要攻打北部战略要地松潘问题上最初暴露出与中央北上方针分歧的时候，张闻天就在1935年6月24日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详细阐述中央方针，指明消极逃跑的危险倾向。文章全面论证了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分析了红军在当时所处的松、理、拉地区为何不能久留的种种原因。据此，文章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夺取松活，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并且强调指出，这是"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

文章针对张国焘所暴露的畏敌避战情绪和向西南方向转移的主张，从战略的高度上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文章说；"我们现在还处在从完全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因此，在目前如果不敢决战，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则将"变为无止境的逃跑"。这是"过分估计"敌人力量而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文章最后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是迄今能找到的长征途中最早系统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目标、批评逃跑主义的历史文献。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如果不是张国焘的延误战机，红军取得松潘进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有可能的，经历草地的一场灾难也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如此，还应该指出，后来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建立，追溯其源正是与这篇文章所设想的蓝图相通的。

张闻天在中央同张国焘错误作斗争中的作用，可以从许多档案资料中看到历史的踪迹，有些重要的会议是张闻天主持并作总结发言的，如两河口会议，有些重要的决议也是由他起草的，如《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央致张国焘的许多电报都是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联名或由他单独具名发出的。

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坚定地贯彻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表现出处处以大局为重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当中央在人事安排上考虑如何对张国焘作出让步时，他表示可以将总书记一职让出，当毛泽东提出如此做不妥时，他则又完全听从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是他坚决不拿个人私情做交易。起初张国焘曾经利用四方面军中张闻天的老同学来做拉拢他的工作，然而张闻天不为所动，而且站在党的立场上做争取这位老同学的工作。张闻天的坚定立场自然使得张国焘记恨在心，所以后来他曾把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列为要"打倒"的对象。

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对毛泽东的协同配合，更表现在野心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在一起，作出紧急决定，立即率领部队脱离险区。为此，他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亲自同彭德怀一起布置部队警戒，终于在各方面的共同协作下使中央脱离了险区。

1936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评。会上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进一步阐述。发言明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同时他强调四方面军中"还有总司令"，"还有广大好的干部"，因而还有争取好的可能。发言最后提出对张国焘个人暂不作组织处理的结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毛泽东领导的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党内进行斗争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张闻天的这篇发言则是这个范例的一份历史记录。

脱险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协调一致，将长征落脚于陕北，在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的斗争中实现三大红军会师。

中共中央将长征落脚于陕北的正式决定，是1935年9月28日在甘肃通渭的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敌人地区的报纸中获悉陕北尚有大片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时，便已初步作出这个决策。张闻天就是最早参与决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于9月22日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中就集中地搜集了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表示了中央最初的战略意图。

这篇文章首先将当时天津《大公报》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消息作了详细的摘引。这些消息中有：陕北23个县均有红军或游击队的活动；刘志丹领导着陕北五、六个县的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十六军有三个师一万多支枪；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已于7月中旬从甘南突围到达陕甘之交；南面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等等。

文章接着对于"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一事实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据此，文章提出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文章实际上提出了在原定目标下重点在陕甘的最早设想。

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战的出发点，从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到1936年三大红军会师的一年，是民族危机空前增涨的一年，也是中共中央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一年。

早在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不久，他就在1935年11月17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抗日反蒋。接着不久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运用统一路线策略问题专门作了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意见，反对关门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将统一战线的策略写信给当时尚在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日复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这次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的，他在会议经历了有争议的讨论后作了支持毛泽东意见的结论，并为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参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而且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宣传和组织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紧张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继续不断地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的会师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张闻天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署名的致二、四方面军的许多电文中看得出来。1936年1月13日由他署名的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郑重地劝告张国焘："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及至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8月初出现了三个方面军接近会合的可喜形势。8月3日由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联名签发的中央向二、四方面军发的电报中表示了热忱的欢迎。电文说："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将"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8月 15日，张闻天又撰写文章《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指出："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胜利会合。"文章最后预料这个会合将会对民族统一战线产生影响："三大主力会合，无疑的更能使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获得新的成功与胜利。"历史证明了这个预断，正是三大红军会合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红军长征是关系中国革命根本转折的伟大事件。在这伟大转折的历史舞台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张闻天，其重大业绩和贡献不仅应该给于充分的评价，而且也是提供人们总结历史经验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张闻天在这里表现的从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重要历史时刻所表现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德，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来源：新华网甘肃频道2006-07-27/ 张培森 程中原 李安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