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洪谈金融危机下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影响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金融危机以来各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对于很多企业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思路？

宋立洪：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确实是近年来各界、特别是企业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要素成本上升体现在多个方面，我认为最主要是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很大程度上是靠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劳动力成本没有明显的上升。最近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该让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者更多地享受到发展成果，必然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

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就是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我觉得其上升有一定的客观合理性。同时我们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十二五”以来，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在发生改变，有人说我们劳动力的供给开始逼近刘易斯拐点。有关部门做了统计，从金融危机以来，也就是2008年到2012年城镇单位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2.8%，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年均增长14.3%。大家都知道，很多省市几乎每年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城镇工资指导线，这就是有力的说明。

受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我们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增速比前几年有所回落。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出口平均增速是9.4%，而2001年到2008年是27.2%。当然这个数字的变化不是完全由要素成本上升引起的，它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也有很大关系，但是能从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个事实。从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2008年到2012年我们吸收外资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8%，而2001年到2008年达到了12.7%，将近10个百分点的差距，虽然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跨国投资都有很大回落，但是这个数字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很能说明问题。

要素成本上升后企业应该怎么办？政府应该怎么办？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要素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一种反映，是阶段转换在我们商务领域的反映。我认为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中国政府的各级部门，都应该主动地转型升级，改变过去那种低价格、数量扩张占领国际市场的局面，积极参与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来。

具体来说，企业要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做好加工制造的同时，要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也就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既要向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来延伸，同时还要向营销、物流等下游环节来延伸。要实行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如果这种整合跨越了国界，把外贸转型和吸收外资、走出去统统结合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打造一批具有跨国经营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

从政府来讲，要为企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说我们今年所做的保持外贸和外资的稳定增长，实际上就是为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争取时间。另外我们要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保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我们要增加对人才培训、职业教育的支持，使劳动力素质跟得上企业转型的需要，也就是克强总理讲的要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的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加工制造性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需要从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中部地区，一方面要素成本没有东部地区那么高，像河南等很多省份又是人口大省，是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把这种产业转移和培育内需、开阔国内市场结合起来，无论对优化供给结构，还是对改善需求结构，对发挥各个区域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我想都是很有利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编辑：刘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