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

　　很多观察家指出，暴力表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愤怒？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仅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方的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富豪结构，即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有，生活越来越奢侈，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贫穷，生活越来越辛苦。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5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拥有的财富，高于美国中下层民众所拥有财富的总和。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日益分化的收入差异并非是社会分化的全部，美国白人相比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间的贫富差异更大。去年，美国白人的财富大约是非裔的22倍，拉美裔的15倍。

　　无论是贫富差异还是种族差异等问题并非现在才产生，而是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这些因素过去都被解决得比较好或者被压抑下来，但现在问题解决不了，也压抑不住了。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因素。

　　首先，过去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两党都受制于它。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左一点，一个右一点，但都不能离开中产阶级太远。换句话说，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美国两党之间达成共识，创造了物质上的条件。一旦中产阶级萎缩，共识政治变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两党政治极端化的力量。

　　其次，美国确立了“政治正确”的内部意识形态。美国尽管是一个自认为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并非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像种族分化、文化分化、宗教分化甚至社会分化等课题，都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因为公开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表面化。尽管不讨论并不表明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但美国民主政治表明，如果一个问题不被讨论，就不会成为政府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就不会被重视。这样，那些刻意不被讨论的问题就一直累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爆发出来。

　　再次，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僵化。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的典范，民众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相信自己国家是最好的。除了少数冷静的学者，很少有人去反思民主政治的弊端，没有政治人物采取行动来改进民主政治的运作。相反，美国一直极尽全力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只要民主化，一切才会是好的。

　　今天，特朗普的激进言论或许诱发了政治暴力，但促成美国中产阶级愤怒的，则是美国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美国的政治暴力表明，当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不能跟着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促动经济基础变革的，是全球化及其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1980年代以来，美国是全球化的主体。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在为美国造就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异的加大。那些能够参与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资本家）获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没有能力参与的则成为受害者。全球化也导致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但旧的产业转移出去后，新的产业并没有及时形成，制造业的衰退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结构。美国的产业向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往往不能产生中产阶级。因为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上能够为中产阶级提供工作机会的产业，也被大量缩减工作机会。这使得原来的中产阶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工作要么被资本所“剥夺”，要么被掌握低端技术的底层（包括外国工人）所“剥夺”。而在工作被“剥夺”的同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准也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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