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2月29日电(记者 江耘 见习记者 李苑露)“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提出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些年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有很多，但问题没有得以解决。众多答案中，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不重视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压制了学生的创造力，忽视了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中国的教育无形中被“桎梏”了。

　　浙江这片敢为天下先的热土上，以“选择性教育”为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冲击着应试教育的桎梏。

　　从尝试课程改革到升学制度的改变，从不被看好的眼光到普遍接受的理念，举步维艰中，浙江以“独行者”的姿态前行，自始至终坚持初心。

　　浙江也成为了教育部指定的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之一。

　　“适合孩子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作为浙江教育改革的总工程师，“选择”二字始终伴随着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与改革前行。

　　率先而思：举步维艰迸发“选择”

　　2007年，芬兰的一所学校里走进了一个中国考察团，领队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的斯文人，对一切教育事物都兴趣盎然，问个不停。

　　这个人就是刘希平，当年他刚上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不久，芬兰的教育改革走在世界前列，因此也吸引了他的到来。

　　芬兰之行，对刘希平的触动非常大。“200多门课！我当时下意识地问翻译，是不是翻错了？”刘希平回忆，考察的芬兰学校只有40余名教师，却开设了200多门课程。

　　另外，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普通高中课程分必修课程、专业课程和应用课程三类，考试科目为3+X……芬兰的课程改革有着自己的一套系统，但尤为让考察团惊讶的是，在科沃拉高中访问时，该校校长介绍，学校有专任教师50名，为学生提供280多门课程。

　　反观中国的高中，大多只有10余门课，如果加上一些校本教材，也最多20、30门课程，与芬兰差距甚远。

　　另外，最让刘希平触动的是那写满芬兰学生脸色的阳光和笑容，这是中国高中孩子脸上所没有的。

　　高度自由地选课，又称“无固定班级授课制”，是芬兰高中课改的最突出特点。学生不再有班级，不再有固定班级的教室，根据自己的人生想法制定选课计划。

　　这一切都对刘希平冲击很大。“反观我们呢？这是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先进教育的差距！如何才能让孩子们多一些‘选择’？”在考察回来后，改革的种子就在刘希平心田里生根发芽。“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机会。只不过现在我们给的机会不够。”

　　然而，虽然有了想法和动力，但实际上推进却举步维艰。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社会、学校、家长在教育上的关注点大多与升学有关，与升学无直接关联的工作极难推进。更有甚者认为，推进“选择”并没有太大的必要。

　　事实上，浙江一直在探索破题。早在2005年起，浙江就尝试课程改革，也提出了“选择”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选择”并没有真正落地。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厌倦情绪从高中往中小学延伸。老师厌倦，社会不断对我们的教育提出质疑和批评。”砥砺前行的过程中，刘希平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的教育必须改。“不然，就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沼了！”

　　在强化选择性教育思想后，浙江将课程改革作为推进整体教育教学改革的切口，并选择了“压力最大”的高中入手，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2011年4月，浙江省教育厅在浙江挑选了30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进行深化课改方案试点，其中农村高中10所，职业高中5所。

　　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在2012年秋季，浙江正式启动课程改革。浙江新一轮教育改革也真正地徐徐拉开大幕。

　　砥砺而行：课程改革博弈应试

　　从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向南走，约5分钟路程就是西子湖畔。尽管近在咫尺，但几年前，学校很多孩子忙于“闭关”苦读圣贤书，却不知如何走到西湖，对西湖的历史和文化更是知之甚少。

　　如今，该校内时而走出三三两两的同学，来到西湖边温习刚学到的知识，体验这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一变化，源于该校在课程改革中开设了“西湖情怀课程”。许多因应试而被忽视的文化，纷纷加入课堂。

　　让学校的教育氛围悄悄发生改变的，正是这场准备了许久的“课改”。

　　2012年，浙江推出的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简而言之，即减少必修，加强选修，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老师、学校，并实行选课走班，人人皆可拥有不一样的课程表。

　　其中，选择至关重要。刘希平告诉记者，教育的过程本应该是个选择的过程。学校和教师只有不断按照学生的选择性要求，开发开设出更多更丰富的课程，才可能逐步办出比较适合孩子的教育，尤其是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

　　选修课是改革的重心。“课改”把选修课学分比重大幅度提高，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同时配以实行学分制、走班制和弹性学时等制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选择”的课改一落下，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杭州市第十四中学学生黄羿珲告诉记者，自己喜欢生物，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就会自己去进行实践。如今，他也确定了自己未来选择专业的方向。

　　“这些孩子甚至在周六周日，都会主动来学校进行实验。他们选择他们喜欢的学科。”该校校长邱锋对此赞同。

　　“2013年，我们有180多个学生高考达到第一批次，2015年，我们达到第一批的学生有300多个。我认为，不唯高考，赢得高考。”谈及“课改”，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申屠永庆为此点赞。

　　在高中的“切口”取得一定效果后，“选择”风也吹到中职与义务教育。2014年11月，《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方案》出台。

　　2015年4月，《关于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首次把义务教育课程分成基础性课程和拓展性课程两类，明确小学阶段拓展性课程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为15%左右，初中为20%左右。

　　至此，在浙江这片土地上，课程改革如火如荼。

　　国家督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前院长方展画对此轮改革高度认可。他认为，原来我们的教育是自上而下的，是比较刚性的。学生多样化的，教育却是统一化。

　　“这些年，浙江教育改革把原来的‘规定性’，放到现在的‘选择性’上来了，这是一个教育机制的重大改革。”他赞同道。他认为，如今从普通高中来看，变化最大的是课程，必修课与选修课为2：1，在全国并不多见的，“这是让学生选择的前提。”

　　推进选择性的教育改革，是与中国千百年来的应试教育做博弈，谈何容易！改革无法回避高考这块磐石，然而，高考并非浙江省教育部门能够左右。

　　“课程改革推出去，要往前走，与升学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刘希平说道。

　　因此，在试图实行高考升学改革之前，浙江推出了学考成绩、高考成绩、学校面试相结合的“三位一体”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改革，使得一些选修课的成果，可以在升学中体现。

　　之后，浙江积极争取，成为国家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之一。

　　2017年，浙江高考不再分文理科，实行统一高考与高中学考、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相结合。除语文、数学、外语3门是统一必考科目外，考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及想要报考学校和专业的要求，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7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再无“一考定终身”，再无文理分科……

　　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浙江新高考首次学考选考开考，共有24.9万名考生报名，考试共57.48万科次。

　　从小学到高考的配套系统改革，让浙江的选择性教育形成完整体系，并迈入快车道。

　　改革之图：选择为旨无畏前行

　　新高考的开始，让浙江“先人一步”走向了改革的新台阶。然而，第一次高考选考中就出现了争议。

　　原先一些“名不经传”的学校，通过重点在一些新加入“考试大家庭”的技术类科目上取得成绩，从而在选考中脱颖而出。当时，社会质疑“田忌赛马”式投机取巧的声音颇多，也对新高考产生了怀疑。

　　“人家学的东西也许是其他人看不中的。但门门课都很重要，职业技能也很重要，社会需要各类人才。如果经过此般，让一个学校有了特色，为何不可？”刘希平对类似的“弯道超车”表示一定的肯定，“当然，这与选择的机会也有关系。随着将来的考试越来越充分，光靠机遇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科宣处负责人也表示：新高考并非鼓励“田忌赛马”的策略，而是鼓励特色。“有些学校，高一就往技术科目学习，本身能力就强势，并不一定是投机取巧。”

　　同时，对于“学生负担反而重了”的质疑声，刘希平认为，从改革的整体设计来讲，学生的负担不会重。他表示，学生负担有心理负担和实际负担，只要有兴趣、喜欢，学习即为一种享受。同时，他也坦言，当下某一时期，有些学校的确会“加重负担”。

　　“一些学校不能正确对待我们的改革。他们‘赶进度’，为了提高升学率，三年学的课一年至一年半教完，然后早早来确定选考，这样孩子负担肯定重了。”他表态，浙江正在纠正这种行为，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条件和成长要求，一步一步进行改革。

　　事实上，近年来浙江通过选择性教育思想的落实，也回答了改革之初许多人的质疑。

　　方展画用他的调研故事解释了部分原因。他发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中学以汽车类课程选修为特色，一些学生通过自主选择，在其中花功夫研究。两年半后，无论是学生的高考成绩，还是学校的整体层次，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学生的专业志向则高度集中，其中，一半人被这些相关志向学校录取了。

　　“这是很少见的。说明通过这些选修课，学生目标明确了，有动力了。”他说，“这些学生许多时间是在搞研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读书’和‘复习’。但是实际上，他们高考没有落下，考得很好。”

　　这项调研让方展画深受触动。“并不是复习考试时间越多越好。”他说，“因为有兴趣，尽管这些课程与高考无关，但是选择能力的培养效果，可以通过高考反映。”

　　这个结论与刘希平的初衷十分类似。在刘希平看来，选择不仅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能力，而选择的意识和能力，更是需要培养的，“我认为，能给予学生进一步培养的，都可以纳入课程。不要仅仅只是有系统的学问知识才算课程。”

　　选择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也培养了对己负责的责任。这对于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创业创新正是其中一处体现。刘希平认为，创业创新本身就是一项选择，知道如何选择，才能走向成功。

　　“创新创业无疑对人的主观性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专业、课程是很有兴趣的，甚至有志向一辈子做这件事，并很早打下了基础，将来走上社会，正是一种创新创业的活力。”他感慨道，“如果创新创业仅仅到了大学再讲，已经有些晚了。”

　　如今，浙江创新创业也走在中国前列。据浙江省教育厅数据，浙江的2014级毕业生，经过一年后的追踪，创新创业率已超过5%。

　　与此同时，浙江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认同度。单是2015年，以省(市、区)为单位前来考察的团体，就有20余批，包括北上广在内，许多考察团甚至重复前来学习。虽然选择性教育思想早先已在北京、上海的一些学校中推行，但从一个省的范围来系统设计、全面推进来看，浙江走在前列当之无愧，且具有可复制意义。

　　尽管困难很大，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刘希平的信心更足了。“改革很艰难，在推进中，有时候只能做独行者，承担很大的压力。”对于改革中的问题，他也希望能通过认真分析来解决，“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有了问题，就否定改革。”

　　“百年树人，也许改革成果无法一下子体现，但总要有人去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希望。”他说，“如果真正执行到位，浙江的教育不仅要走在全国前列，更要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不断前行探索，以此回答“钱学森之问”。

　　选择性的教育理念，浙江距离“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越来越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