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从与医院工作人员勾结到找人排队,再到团队化运作、网上刷号,随着打击号贩子的措施不断变化,号贩子也练出“十八般武艺”。一边是重拳整治,一边是日趋猖獗,号贩子“顽疾”究竟如何根治?就此,《法制日报》记者与多位医疗卫生法律专家学者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　鑫

　　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解志勇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　　　　　　邓利强

　　《法制日报》记者　　　　　　　　　　　　张　昊

　　实名预约挂号初见效果

　　记者:今年1月初,北京医院的号贩子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随后,北京不少医院出台一些治理号贩子的措施。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号贩子比以前少了,但远没有到消失的程度。

　　刘鑫:早期,号贩子跟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勾结,很容易挂到号。多次整顿过后,这种勾结现象基本解决了。现在号贩子常采用排队卖顺序号的方法或者与请医生手动加号；通过手机抢号软件抢号,夜深人静之后再退号换号等手段。

　　有时候,医院面对医生手工加号的情况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解志勇:实名预约挂号、专家团队初诊机制等方法,在一些地方显现了效果,挤压了号贩子的生存空间。实际上,这些机制就是在专家号和号贩子之间设置藩篱。

　　实名预约挂号,一方面可以为公安机关打击号贩子提供追踪线索。另一方面,对外地、农村等弱势患者会造成一些不便。

　　医疗资源分布使用不合理

　　记者:对于号贩子屡打不绝的原因,不少人都做了分析,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看病难”是号贩子存在的土壤。

　　刘鑫:我认为有三个核心原因。第一是医疗资源分布相对不合理。优质的医疗资源——三甲医院、专家,集中在北上广少数大城市,导致患者也涌向这些地方。

　　第二是医疗资源使用相对不合理。患者和医生之间缺乏互信,患者不愿意到一般的医院找一般的医生看病。患者就医时,首先想到去当地最好的医院,找当地最好的医生。一些有经济能力的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到北京找最好的医生看。

　　优质医疗资源是有限的,这样就显现出供需上的矛盾,本身也形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制度设计不合理,也是前两个问题出现的原因。

　　邓利强:患者去小医院看病,肯定能看上；去大医院看病,不一定看不上。

　　患者到大医院看普通疾病,也可以挂知名专家的号。只要患者来了就要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不管患者应该去社区看还是应该专家、教授看,这种心态肯定会出现“看病难”。人们应该对“看病难”展开讨论,看这种呼声是否理性。

　　医学人才培养不能速成,优质医疗资源不可能多到随手可及,这是必然规律,并不是问题。应尊重知识,尊重生命,理性看待。

　　分级诊疗或可根治号贩子

　　记者:关于号贩子屡打难绝的原因,刚才提到了三个“不合理”,也涉及到理性看待“看病难”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解决这些“不合理”才是根治号贩子的办法。

　　刘鑫:制度设计不合理是根本的问题,它会牵扯到很多方面,如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与制度设计有关。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医疗机构要有规划。但是,现在有关的规定、规划形同虚设或者规划被人为修改,以至于造成现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的情况。

　　再如患者就医的模式、专家资源使用相对不合理,也与制度设计有关。让患者小病到小医院看,大病到大医院看,疑难杂症找专家看,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进行合理引导。目前的制度设计尚未达到这样的要求。比如医疗收费是很微妙的,三级诊疗的收费差别很小,这种收费差别,失去了引导患者根据病情选择医院、医师就诊的作用。

　　邓利强:解决号贩子的问题,真正有效的措施是“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分级诊疗制度。所谓“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分级诊疗制度,意思是分级诊疗不能仅仅是一种倡议,应该配有切实保障制度实施的措施。

　　患者的就诊行为是利己的、相对短视的,不可能自觉自愿地遵守分级诊疗制度。

　　在“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分级诊疗制度中,患者需先到社区医院全科医生初诊。患者与自己的社区医院全科医生之间建立信任,进行长期的诊疗服务。建立院际分级诊疗,专科医师不接受初诊。全科医生初诊后认为需要转诊的,才能转到专科医师治疗。普通的医生处理不了,才有一层层的专家组诊疗。

　　建立“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分级诊疗制度,需要社会的理性认识。患者在一定时期内会感到不方便,等患者理性就医后会发现,这是对全民医疗资源和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一种方式。

　　建立“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分级诊疗制度,需要政府部门有担当,做好足够的铺垫和宣传准备工作。实施这些措施时一定会出现社会纷争,但这些纷争是不理性的纷争,不能因为一些人不理解就“刹车”或者“掉头”

　　没有这种社会共识、理性认知和责任担当,号贩子这个问题就会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