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曾经在全国“两会”上发言，描摹出一幅“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一旦身陷变了味的“人情”困局之中，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害者，就像在进行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接力赛，或是一局没有赢家的博弈。而这一切的幕后导演，就是传染力、渗透力极强的“腐败亚文化”。如何驱散“腐败亚文化”的雾霾，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世道人心。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腐败亚文化”之所以野蛮生长，与法治“营养不良”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法规制度对“腐败亚文化”中的一些潜规则仅仅停留在“不准、禁止”层面上，具体定性定量的处罚措施有待完善；一些规章制度的弹性比较大，可操作性差，缺少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执行或监督的职能部门多头或缺失。

　　制度存在漏洞、对权力的监督不到位，“腐败亚文化”就会乘虚而入。有的公职人员认为“吃点、喝点、收点、拿点”不算腐败，习以为常；有的领导干部潜心研究法规制度，只为在以权谋私时规避风险、顺利过关；还有的人习惯于“不走前门走后门”，整天就想怎么钻制度的空子捞点好处。

　　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下，党纪国法日益完善，“腐败亚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但制度的完备只是完善法治的一个方面，增强制度执行力尤为重要。只有令行禁止、勿纵小恶，方能让心存侥幸者望而却步，让“腐败亚文化”的信徒意冷心灰。这方面，香港就有成功的经验。40年前，香港民众在医院看病，要向医生塞红包；小贩被警察追，要给警察塞红包；就连房子着火了，都要按规矩给消防队员“开喉费”，公众反映很大。面对这种状况，香港廉政公署通过严办送邮件找收件方要10块钱小费的邮差，使得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引以为戒，在全社会由此形成一种“伸手必被捉”的廉洁氛围。

　　三年来，我们以雷霆万钧的手段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正风反腐同样也是一场文化和价值观的较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需要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提供助力，需要大力弘扬新时期的优秀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

　　治理“腐败亚文化”这样的社会痼疾，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是做一匹易受浸染的白布，还是做一块能够净化水质的明矾，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选择，而每个人的选择汇聚到一起，往往就能形成决定社会风气清浊的强大力量。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浙商总会首任会长马云曾在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倡言“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他给出了自己的选择。不参与只是第一步，只有每个人都瞪起眼来、挽起袖子，对腐败行为绝不姑息，才能让“腐败亚文化”无处容身。

　　移风易俗、再造文化并非一日之功。驱散“腐败亚文化”的雾霾，需要明察秋毫的法治之力，也需要春风化雨的文化引导，一点一滴地积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唤醒人心深处的公义良知，重塑廉荣贪耻的公序良俗。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我们期待更多的同行者。(记者 闫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