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9日文章】题：如何让世界放弃货币刺激(作者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

　　在历时7年的政府超常规刺激之后，世界需要从特别的货币政策转向私营部门带动的经济增长。美联储的加息之举发出了号召，中国的市场磨难凸显出全球不确定性在加剧，需要采取新的措施。2016年有三种可能刺激增长的办法值得注意。

　　第一，劳伦斯·萨默斯警告，由于缺乏需求，世界面临“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威胁。他把几十年的全球化与上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一个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担心，新兴市场将面临全球需求疲软、资本外流、投资前景黯淡和货币贬值。如果没有新的需求，新兴市场将拖累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反过来将进一步抑制发展中国家。

　　根据这一理论，在受限制的全球经济条件下，决策者将使货币贬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而那将招致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解决之道是通过极低利率的借款为政府的庞大支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融资。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处在债务“超级周期”的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过度产生的负担会消除，那时增长将恢复，虽然速度缓慢。系统性的市场危机———美国和其他国家房地产崩溃、欧元区债务危险以及中国和新兴市场的金融震荡所引起的全球旋风———已经用漫长的试用期惩罚了全球经济。

　　如果罗戈夫教授是正确的，那么萨默斯教授说的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只会拖延债务疾病。相反，罗戈夫教授会寻求通过保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调整债务、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条件，来缓解负债者的困境。他也看到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好处，但担心会出现浪费性的国家项目。

　　第三种增长办法是使政策重新专注于促进生产率和增长潜力，尤其是私营部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等供应学派担心，超常规的政策会扭曲私营部门对投资、利润、税收、估值和未来政府行为的预期。他们强调，只有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才能推动私人资本投资需求。相反，旨在促进近期需求的政策实际上会打击未来的商业信心。

　　还有人呼吁通过税收和监管政策来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和招聘。开放的贸易政策、鼓励增加劳动力参与(包括女性和残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加有效的教育和培训都可以促进潜在增长。为鼓励技术进步而创造科学、教育和创业方面的条件也会带来机会。问题在于，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结构性增长改革是困难的。随着领导人因民粹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崛起而地位动摇，依赖于国家开支和中央银行会更简单。

　　2016年的关键问题是各国是否能勇敢面对至关重要的结构改革。

　　对于中国和其他许多新兴市场来说，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行这样的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需要发出他的“第三支箭”，包括加强竞争和公司治理并鼓励更多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对于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就业与投资的激励措施以及更加有效的社会保护体系至关重要。对于美国，问题在于公众是否会选出能共同努力、重新激发私营部门活力的总统和国会。

　　如果2016年没有从货币政策转向增长政策，那么萨默斯教授和罗戈夫教授设想的未来更可能成为现实：增长乏力、货币冲突、民粹主义政治和分配问题引发斗争。政治领导人要么现在努力塑造国家的命运，要么冒因十年经济试验而在未来遭受惩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