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旦跨年夜，德国、瑞典以及芬兰等欧洲多国发生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其中德国科隆的性侵与抢劫案件参与者多达1000人，大部分嫌犯指向北非与中东难民。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对于穆斯林裔难民的恐慌情绪骤增。这成为德国民意扭转的关键，同时也触发多元社会文化冲突，促使默克尔政府不得不在短期内改变其开放性难民政策。

　　多元社会文化冲突

　　自从难民源源不断涌入德国以来，引发德国社会多元冲突。首先是穆斯林难民与德国主流社会的冲突。涌入德国的难民大多为北非与中东的青年穆斯林男子，性别比例失衡较为严重。此外，难民与欧洲主流价值观不同。他们能否在政教分离、法制以及男女平等的欧洲国家中完成世俗化转型，并且接受欧洲社会主流价值观仍不确定。这不仅使得难民融入非常艰难，也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目前，与难民相关的性骚扰、抢劫、偷窃等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层出不穷。科隆事件发生后，德国尝试突破二战以来的禁忌，小心翼翼地开启了文化冲突的思考，承认穆斯林难民输入与德国价值观与安全观不符的特性。中东与北非难民带来其伊斯兰宗教特性，宗教地位超越世俗法律、政府权威及个人权利，也涉及一些性别歧视以及反犹主义的极端案例。总体而言，伊斯兰教法与欧洲自由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相融任重而道远。加大难民语言课程与职业培训的财政支持，促进难民进入劳动力市场，认可德国价值观与法律秩序是德国难民政策的长期挑战。

　　其次是德国极右翼势力对穆斯林的威胁。极右翼势力借助人民对于难民的恐惧心理沉渣泛起，不仅在德国社会中煽动民众排外情绪，还在政治领域有所渗透。“疑欧派”——德国选择党通过反移民的口号在全德的支持率迅速攀升至10%，为其进入德国议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选择党员在移民问题上与极右翼分子的观点相似。社会层面，德国极右翼排外组织“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捕获民众同情，在原东德联邦州发起逾千人示威游行，带有明显的右翼倾向及排外情绪。2015年，德国暴力分子对难民营的纵火暴力事件超过490起。科隆事件发生后，极右翼势力将更加嚣张。2016年1月，巴基斯坦与叙利亚难民遭到攻击；两百多名极右翼暴力分子在莱比锡游行、焚烧汽车、燃放爆竹、破坏商店、打出“莱比锡保持浅肤色”等种族主义色彩标语。这不仅引起了德国社会骚乱，同时也让排外思想抬头。

　　再次，德国国内左右翼势力的对峙激化。二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克制文化矫枉过正，人道主义的“正确政治”成为其政治文化的标签，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右翼主张。社会各界不愿背上“种族主义”或者“反人道”的罪名。对于默克尔开放性的难民政策，即使德国政界有所质疑，但多从德国接收能力角度出发，不敢僭越人道主义“政治正确”。然而，科隆性侵案为社会舆论及政治生态右转开放了通道，几乎舆论批评都指向难民和穆斯林群体，这种集体“贴标签”的行为是被压抑许久的右派德国人对于难民不满情绪的一次释放。2016年1月上旬，Pegida、女权主义团体以及支持移民的和平主义左翼人士在科隆与莱比锡的游行与对峙不仅引起了社会骚乱，同时也体现了德国政治生态的分裂趋势，排外和反对派外的左右翼势力对峙或将时有发生。

　　德国将收紧难民政策

　　尊重与保护女性权益是德国文明社会标志，指向难民的性骚扰与抢劫案件令德国社会曾经流行的“欢迎文化”逐渐为社会恐慌所代替，质疑与反对难民的民意右倾化趋势明显。“德国趋势（Deutschlandtrend）”的调查结果证明了上述观点。2015年9月，有45%的德国人认为接收难民利大于弊，2016年1月，该数据下降至38%；科隆事件后，民众恐惧感上升，要求严格审查入境难民。60%的民众赞同限制入境难民人数，57%支持重新引入欧盟国家间的边境管控，比2015年9月高出12个百分点，过半德国人反对接纳无护照的难民入境。

　　因此，科隆案件成为了德国收紧难民政策的导火索。默克尔不设上限接收难民的态度本就承受着国内外政治压力，其民意支持率因难民政策由2015年9月的63%下降至11月的49%。科隆事件发生后，开放性难民政策难以为继。面对各方压力，默克尔于1月9日宣布推行更为严厉的难民政策，任何被判处监禁和缓刑的难民都将被剥夺权利及已有身份，犯罪难民将被遣返。然而，实际遣返的难民有限。首先，遣返制度中法律程序繁琐；其次，遣返叙利亚与伊拉克等战乱国的难民违背国际法。因此，严格审查难民身份、控制难民入境数量、降低驱逐犯罪难民的法律障碍，甚至缩减给予难民的合法权利将成为德国难民政策的新走向。

　　与难民相关的性侵案件加深了欧洲民众对于难民的排斥，斯洛伐克与波兰拒绝接受穆斯林难民。欧盟各成员国共同分担难民数额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德国的主要任务在于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促使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欧亚、欧非交界的希腊、意大利以及巴尔干等国加强欧洲外部边界管控、严格审查难民身份、分担难民数额以及协调各国安全合作。若无欧盟共同行动，德国在难民危机中无力支撑。与此同时，有效的融入政策、充足的财政支持以及社会团结是难民危机转“危”为“机”的关键。（黄萌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