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反渎职侵权工作常常会面临“三难一大”问题，即“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和查办阻力大”。尤其是某些官员往往以“保护干部”为由，责令纪检监察机关对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的下属以纪代刑或以罚代刑，甚至拒不向检察机关移送，以规避法律程序对渎职者的严惩。更有一些领导干部以工作失误掩盖渎职失职犯罪，误认为“好心办坏事”抑或“不入腰包的腐败”便不是犯罪。于是，便导致渎职犯罪日益猖獗，直至酿出一笔又一笔的“渎职血债”来。

　　渎职侵权犯罪危害巨大。如宁波政协原副主席励奎铭渎职案，他虽在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工程上没有收受好处，但因他滥用职权，不但使该工程的外方投资没有到位，还使外商通过国家贷款凭空赚了１亿多元，给国家造成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这类行为对社会形成的杀伤力非常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公布的调查结论显示：渎职个案平均损失竟是贪污个案的１７倍之多！即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１５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则为２５８万元。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刑法》把渎职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至于远不能将所有渎职侵权者涵盖进去，面对许多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案件当事人，现行法律漏洞很大，从客观上难以严厉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嚣张气焰。于是，有些渎职侵权犯罪在处理和追究环节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干脆以纪代刑、以罚代刑，让诸多“罪大恶极”的渎职侵权者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了。

　　面对数以万计的生命代价和数以百亿计的经济损失，我国首先应从完善法律问责体系入手，切实加大对渎职侵权犯罪者的追究和惩治力度，其次是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总之，我们不能再酿出“渎职血债”了！（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