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找茬”大学英语教材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无意间发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使得他开始了历时两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找茬”历程。通过查阅100多本教材和资料，他撰写了一份近30页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直谏教育部。对此，教育部表示，有关出版社对查证属实的问题，采取措施进行更正或将在教材的修订改版过程中更正。教育部将对高校教材建设与教材质量提出明确要求。（11月18日《京华时报》）

　　教材代表着规范，尤其是语言类教材，更是起到示范作用。如果教材出差错，不仅贻误学生，更影响将来社会的发展。可近年来，从中小学到大学，教材屡被“编外啄木鸟”挑出差错，甚至还有低级错误，令人大跌眼镜。还好，教育部要求更正错误，并将在今后对教材质量进行再加强。可问题是，经过教材编写组以及出版社等“三校一读”流程的教材怎么就出错了呢，甚至是一大拨错误？

　　在笔者看来，教材出错，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浮躁。虽然说差错难免，出版物也有差错率，但发生低级错误甚至出了一堆错误，就太说不过去了。近年来，教材市场放开，教材的多元化让教材出版竞争加剧，一些出版商重利轻质，注重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搞好关系推广教材，却不愿意花精力去打造高质量的教材内容。而大学问题更严重，为了彰显“教学科研实力”也好，为了节约教学成本也罢，教材往往是自编的，差错更是从未间断过。再一方面就是近年来出版社商业化气氛浓厚，“给钱就能出书”已成明规则，至于图书质量往后靠。

　　中小学教材出错，大学教材也出错，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事关国民素质根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总不能一代代人从课本上学错误的知识吧？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教材编写的规范，完善教材编辑出版流程，建立严格的教材审阅制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组织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参与审校，并形成制度化。与此同时，建立教材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严厉惩戒粗制滥造的出版社、出版人及有关部门监管人员，严重者取消其编写、出版教材资格，是教育部门人员失职的还要追究行政责任。以重典封堵教材差错，刻不容缓。(王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