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美俄等国军事改革历程，决策层大胆决断、管理机构成功转型、战斗人员主动作为，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上下联动，凝聚改革合力

　　从历史看，国家安全高度依赖武装力量建设。在新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战争面貌的改变决定了军队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实际上，世界军事强国无不把推进军事改革视为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纵观外军改革得失，在推进军队改革过程中，决策层、军事管理机构和军队战斗人员上下联动，“三位一体”形成合力，是成功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

　　军事领域的变革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由根本性的科学或技术进步引起的纯军事技术变革。随着信息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的发展，战争自动化已经成为枪炮发明以来人类战争史上最具时代意义的转变，并深刻地牵引着新军事革命。二是军事作战和组织形态的变革。21世纪，新式作战指挥系统的出现、各军种间联合作战样式的生成、军政关系的动态调整变化，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军事作战和组织形态变革的核心内容所在。这方面，美陆军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改革，美陆军使其臃肿的师级编制让位于较小规模、模块化和更易部署的旅级战斗单位，作战能力不降反升。三是根本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引起的军事变革。这方面，俄罗斯近20年推进的军队改革转型就是典型例子。

　　历史反复证明，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型革新，大多数源于国家决策层审时度势的大胆决断与有力推动。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组织层面或是制度层面的军队改革，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遂行使命任务和打赢战争。换言之，一支军队能否认清并适应实际作战环境，以及能否认清并因应伴随战争出现的战略、战役、战术及政治方面的挑战，是衡量其效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新军事革命包括了军事技术变革、军事平台的发展、战役战法的创新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在这些改革领域，军事制度改革无疑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较之技术层面的改革，军事制度改革涉及利益和职能的再分配，其核心就是权力的转移问题。这其中既包括剥夺一些部门的权力，将之转移到另一些部门，使之更加优化；也包括新增一些部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职能。由于直接触及部门利益，军事制度改革极易引起矛盾和部门间的内耗。1982年2月3日，美军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指出了这一困扰：“我们的体系破裂了，我曾致力于从内部改革它，但是我做不到。”正因为如此，军事制度层面的改革往往需要利用政治资源来予以大力推进，以防止出现战略负资产。在1953年和1958年两次国防部重组中，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凭借其丰富的军事和政治阅历，以超凡的胆识，借助行政手段和国会立法，大力推动美军军事制度改革，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国防部没有出现重大调整，足见其改革的巨大成功。

　　军事管理机构的成功转型是军队改革的必要条件。当代颇负盛名的战略史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指出：“赢得伟大战争的胜利往往需要超凡的组织，而这又需要能够管理和运行这些组织的人……因此，必须要拥有优于对手的支撑体系、激励文化、反馈机制、汲取经验教训的能力，以及强大的执行力。这才是打赢战争的制胜之道。”与人类社会其他组织机构不同，军队在平时就要为应对未来战争做好准备，而战争中最重要的两大原则是统一指挥和更有效地使用部队。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原则必须通过指挥和控制系统来落实，而这恰恰就是军事管理机构的核心职能所在。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发现，特战小组虽然无法包围城镇，但却非常适合巷战和逐屋搜索；常规作战部队虽然不适合搜索房屋，但却擅长控制城镇并防止敌人从目标区逃脱。为提高战斗效率，统一行动便成为一大关键。为此，美战区司令部组建了一支联合特遣部队，以便在战役层面上加强统一指挥和协调控制。像这种改革军事管理机构的案例不胜枚举。

　　发挥好各级各类战斗人员的主动作用，是军队改革的方向和归宿。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未来遂行军事行动时不仅要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还要面对诸多战略和政治困境。这就要求指挥员、参谋人员和士兵不仅能够迅速适应不同程度的冲突，还要适应这些冲突所处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军队改革除了要确保体制架构优化、组织指挥顺畅、战斗效能提升外，尤其需要培育一种鼓励和支持改革创新的军事文化，以及基于这种文化之上的战斗群体。其中，就指挥员来说，必须集领导、管理和决策于一身；就参谋人员来说，除了能够让指挥官领会并执行上级的战略意图外，还必须拟定任务细节，把必要的任务意图和任务细节传达好；就士兵来说，要努力做到“各自为战又协调一致”的有机统一。正因如此，培养和造就既懂得战术技能又能理性认识时势的复合型军事人才，日益为各主要军事强国所重视。

　　（作者宋德星 单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