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田中宏：日本人和亚洲他国人在历史观上有差别

二战期间，日本征用了4万多中国劳工，他们是被从中国绑架来到日本做劳工的。我们在1987年组成了一个组织，帮助这些劳工以及他们的后代，特别是对于花岗事件做了很多的研究，在花岗原址建立了一个慰灵碑。当时有986个人被强制带到日本的花岗，其中418个人死在花岗 -- 被杀或是其它原因死亡。现在我们在每年的6月30日邀请这些劳工的后代——第二代，第三代——来花岗举行纪念活动，在慰灵碑的后面刻上了这些劳工的名字。1945年6月30日中国劳工暴动，所以我们就用这一天来举行纪念活动。此外，我们还筹备在天津的烈士陵园里树立一个雕塑，以及介绍中国劳工当时是如何受到虐待的情况。当时使用中国劳工的日本公司是鹿岛建设公司。我们曾经起诉鹿岛建设，后达成庭外和解，和解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天津的烈士陵园内建立一个花冈暴动纪念碑，将于今年的8月18日落成。

记者：安倍政府要求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要符合日本政府的观点和态度，他们认为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有自虐史观。您怎么看？

田中：我自认为自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日本应该反省过去的错误，这样的民族才是一个让人自豪的民族。我不认可什么自虐的说法。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让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中国强制劳工的后代和日本的民众进行直接的接触，向他们说明到底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强制劳工是怎么样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前去日本参加花岗事件纪念活动的中国强制劳工后代在当地与普通民众有直接接触，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花冈所在的大馆市原来是一个产铜的地方，现在只有5万多人，这么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每年邀请中国强制劳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后人去当地参加纪念活动，在日本就只有这一个。

记者：一般会邀请多少中国强制劳工的后代？

田中：少则5-6人，多则30多人，每年的人数不同。早在1953年送还了中国劳工的骨灰。

记者：能冒昧地问一下您高寿？

我是生于南京大屠杀那一年。1937年。战争结束时正好是小学三年级。

记者：您对战争的记忆是什么样的？您的家人有去参战的吗？

田中：我家没有。那时候只知道（日本）是和美国打过战，不知道和中国打过仗。当初感觉到的是美国是敌国，（日本）在和美国打仗时失败了，然后是要学习美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这是我当时的认识。战前（我们）没接触过英语，但是战后马上开始学习英语，用英文写自己的名字，书包和教室里的课本上都是英文来拼写我们的名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接近美国。当时我们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就是战争是从珍珠港事件开始，美国投掷了原子弹结束了战争，日本战败，今后日本要学习美国成为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这是我们当时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的时候田中教授掏出了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1000日元的纸币，那张钱上的人物是伊藤博文。他说这张1963年发行的纸币他一直保存在自己的钱包里。）

这张钱里有一个故事。1963年11月之前日本使用的1000元货币上面的人物是圣德太子，那之后改成了伊藤博文的头像。我在大学毕业后从事的工作是负责管理来日本留学的亚洲学生的宿舍，做了很长时间。当时一位从新加坡来的留学生就问我，“日本人是怎么学习历史的呢？”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时的1000日元的纸币。伊藤博文被朝鲜人安崇根暗杀了。为什么日本选朝鲜人憎恨的一个政治家的头像放在日元上呢？那位新加披学生对这个感觉非常不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中最多的还是朝鲜人和韩国人，他们要花印有他们非常憎恨的人的头像的钱。我就想为什么（日本）就不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呢。于是在我对历史的认识里有了两条线：一条是珍珠港事件开始了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结束战争，向美国学习；另一条是韩国人憎恨伊藤博文。它们互不相容，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

记者：安崇根和伊藤博文虽然是历史人物，但是依然影响到日本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

田中：在哈尔滨修建了安崇根纪念馆。日本官方称安崇根是恐怖分子，而日本人不知道有关安崇根的历史，因此（对他）有片面的看法。那位新加坡留学生给我提出的问题一直存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诸如此类的事情让我思考应该如何看待历史、跟人真切地交往的历史才是更真实的历史。这个给我带来的冲击很强烈。

参加纪念花岗事件死难劳工活动的一个中国人当时说他有一个疑问，他请我去问日本的民众：“中国人做了什么事情在日本遭遇了如此的虐待？在日本投掷了炸弹了？还是在日本进行了屠杀了？”他想问问日本普通民众对此是怎么看的。我听到这个话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我经历了战争后期的灾害，但是我没有见到过战争人员拿着武器进入家庭；我经历过轰炸，但是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劳工那样被强制带到日本；或者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看到有一个日本兵拿着刺刀站在面前。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冲绳在战争后期经历了很大的战斗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除冲绳外，日本（在战争期间）没有被外国军队占领过。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知道对方国家在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灾害，但是对战争的体验和记忆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因为这种对战争的不同的体验和记忆，所以会有历史认识上的巨大差别。

田中：对。我致力于用具体的事例来还原历史，让日本人看到真实的历史。日本人和亚洲其它国家的人在历史观上有差别。

记者：在日本对于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活动让人感觉日本认为自己是受害国而不是对亚洲其它国家的加害国。您怎么看？

田中：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以受害者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那场战争。和我同一代的那些人和我以前的历史观差不多，认为战争是和美国进行的战争。这样的历史认识还是主流。如果那时我没有接触那些来自亚洲其它国家的留学生，我也会有同样的历史认识。

记者：那么日本应该怎样缩小在历史认识上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差距，不让历史问题影响日本与他们的关系？现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日本的外交。

田中：历史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不仅仅影响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去年美国国务卿和防长在东京与日本举行了2＋2会谈，当时两位美国官员去了千鸟渊无名烈士墓，我认为这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正因为安倍没有认识到这个明确的信息，他去参拜靖国神社。过去大家都认为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中国和韩国不满，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对此加以批判。他们的态度说明了对历史的一个共同的认识。二战期间美国把很多日裔侨民关到集中营里。1983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此做出结论，最后对当时的每个人发放了20，000美元的补偿，还有一封总统签发的道歉信。而日本对二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是日本需要努力的方向。日本过去的同盟国德国总理布兰特在1970年在波兰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如何看待历史，对待历史，欧洲国家做了很多反省。而日本总是有一个受害者的意识，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被投掷了两颗原子弹的国家，由此而有了受害意识。但是单有这个受害意识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全面的历史认识。

日本会有一个错误的历史认识的背景是强调美苏冷战，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有一个扭曲。例如，战争结束一般有一个和约。但是《旧金山和约》上没有中国和韩国代表的签字，这样的话对于战争就没有做一个清晰的了结。《旧金山和约》是1951年9月生效的，1952年7月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这期间正好是朝鲜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可以说在朝鲜战争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没有对二战进行明确处理就草草了结了。战争结束后亚洲对战争的处理主要是沿着美国划的一条线–朝鲜战争、台湾问题、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而对于战争处理，（中日）就没有对历史观进行接触，历史问题就这样被处理掉了，从而给现在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冷战结束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日本对于历史认识的暧昧态度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安倍政权总是有一种冷战意识，有一种冷战期间对历史的看法。

我一直很关注美国在哪样一个阶段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日本的历史问题。因为日本比较听美国的话，日本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这是我一直期待的。然而美国一直没有做一些动作。但是在日美外长2＋2会谈后美国官员去千鸟渊无名烈士墓以及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表示不满，这样美国把它的意见摆在桌面上了，我对这个变化非常关注。

记者：安倍说起过要发表一个新的向前看的讲话。您认为他会这么做吗？

田中：安倍的历史认识非常暧昧，所以他不可能发表一个真正面向21世纪的讲话。

记者：还有一件非常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称为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在今年恰逢120周年。对于这个战争中日的看法又是完全不同的。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田中：去年《开罗宣言》70周年，中国媒体和网络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包括我在内的日本人却（对此）没有什么概念。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两国之间有一个温度差。这是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个现象。1945年战争结束，对此日本人都没有疑问，而对于战争是什么时候爆发的在日本是有不同的认识。日本对二战有一种说法，称之为15年战争，即从9-18事变开始。但是在9-18之前台湾和朝鲜就已经被日本吞并了。《波茨坦公告》要求履行《开罗宣言》，因此可以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一体的。《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攫取的台湾和其它领土，朝鲜要从殖民的统治下解放。从这个角度来说1945年8月结束的战争要追溯到中日甲午战争，这样才有《开罗宣言》这样的一个结论。从年数来说就不是15年战争而是50年战争。有媒体报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指出，从1894年日本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军国主义造成很大的灾难。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日清战争从1894年爆发到现在120周年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从刚才我们的讨论就可以看到，它是日中50年战争的一个起点。

（来源：中国日报社驻东京记者站　蔡虹 编辑：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