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上午,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进行到各分论坛报告和对话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对政治分论坛讨论的情况进行了报告,以下是杨伯江总结的摘要:
下面分三点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第一是双方就一些问题存在共识,大概是四点:第一点,双方一致认为,台上台下也一致认为,中日关系是重要的,一个合作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同时也是东亚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所以都希望中日尽快回到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
第二点共识,不要因为个别争端而影响了正常交往,特别是民间交流。体现了双方都希望保持对话和沟通的愿望。这方面,中方代表也做了一些说明。刚刚披露的2013年财年,日本财年4月-9月半年的贸易统计当中,日本的对外贸易逆差达到9000多万亿日元,创1979年统计指标创立以来的最高记录,6000多万亿日元是对中国的,占了总体贸易赤字三分之二,背景是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的变化,民众对于外交对外关系的参与度空前上升,这种情况下政府和民间,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很难截然分开。去年日方坚持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日关系危机以来,很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在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停止了交往。
第三点共识,双方媒体对于中日关系相关的报道要全面、平衡。目前中日关系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有矛盾,而更多关注对方的缺点与问题。对这种缺点和问题的报道,又进一步加剧了我们之间的矛盾。陷入这样一种局面当中,我们呼吁媒体人新闻人要尽可能增加报道的全面和平衡性。不能质疑你选来的东西是不客观存在的,应该更全面一些,更均衡一些。
第四点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北京-东京论坛的工作是弥足珍贵的。正是因为中日关系目前处在困难时,才更印证了、见证了我们存在的价值。从2005年论坛诞生以来,北京-东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的,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不需要在中日关系顺利的时候一起歌舞升平,而是在两国关系遭遇困难时,一起为关系排忧解难。
第二,政治分论坛当中我们重点谈到,但是没有达成交集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第一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中方1972年、1978年亲历者,没有说服日方,日方从国际法的角度谈到,国际法是150年前才有的,而中方提的证据是500年前的事情。对此中方反驳,日方开始窃据钓鱼岛是1895年1月份。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日本政治家如何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日方代表从个人的角度对参拜靖国神社做了一些解释。中方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与发展道路,在2008年5月份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和今天在座的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中日之间重要的第四份政治文件,其中谈到中日两国继续支持对方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也体现了中日双方对于彼此迄今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的肯定。
如何看待在1945年以前日本那一段历史,与此相关,否定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让大家更忧虑。历史问题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问题,而是事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双方重点谈到但是没有形成交集。中方还强调,中国媒体应该更关注和介绍战后日本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日方自己首先也要珍惜和爱护战后和平发展路线下取得的转变和成果。第三大点要汇报的是政治组分论坛的讨论留给我们的思考和任务。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目前进入战略碰撞期、矛盾多发期,刚刚结束的日本民主党任期内,两次外交危机都是和中国发生的,发生在钓鱼岛和东海一线,是有一定的战略必然性的。我们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要走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乃至于进一步考虑在中日之间,建立中日版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预见的是,道路将非常曲折,任务异常艰巨,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化、讨论和推动解决,一共四小点:
第一,如何增强政治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是对自身的政治生命的责任感,也有对更是指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对地区利益的责任感。大家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而不是封闭格局的时代,开放信息化的时代,双方的政治家都要有国际意识,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日两国进一步提高自身国际沟通的能力,要更擅长说明自己,获得对方的了解和理解。大家有一个比较能共享的感受是,我们之间的争论包括一些政治家的发言,有的时候满足于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我满足,最为关键的是你有没有得到对方国家的了解和理解。自我满足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让两国民众地区满足。这里面必须要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加入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对于现在的国际秩序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后来人,我们的经验仍然不足,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它文化和地缘上的限制,日本也是不擅长进行国际沟通的。要进行更有效的中日之间的沟通,一些观念和概念的更新,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通过昨天的政治分论坛的讨论,我们感觉到一些过去的概念在中日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需要更新和澄清,比如像保守主义、保守化、右倾、右派,最初共享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随着两国经历了不同的国家命运,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的理解是渐行渐远。我们也恳请日方用一个你认为合适的概念把它表示出来,日方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相互理解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中日应该在明确自身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对方的战略定位。我们的发展带来了周边国家的共同富裕,经济利益、商业利益并没有自然转化成和周边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包括和日本之间,这是我们需要总结和改进的地方。反过来日本在战后对亚洲投入了很多,包括ODA。
第四,中日之间要恢复正常的关系,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摩擦碰撞乃至紧张必不可少。我们感到荣幸的是,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成了吵架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日报网 马晓棠 编辑:周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