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合作领域无界限
——福田康夫在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上的特别演讲

10月27日，日本原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上发表特别演讲。
（摄影：中国日报 邹红）

10月27日上午，日本原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先生在北京出席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发表特别演讲。全文如下：

赵启正先生以及明石康先生，在座的各位，大家早上好！让我做一个特别讲演，其实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特别讲演。这个论坛昨天大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我昨天下午到达北京，昨天没有参加大家的讨论。我丧失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机会，而且我一直期待着有着未来性的结论。大家也谈到正好是《中日友好条约》35周年，该条约是1978年8月份在北京签署的。当年10月份，邓小平先生访日，举行首脑会谈，并在日本国内进行了多方的视察，其中包括参观千叶县的一个新日本治铁（音）的最尖端工厂。

邓小平当时参观时询问，今天这个工厂是不是休息，因为是最尖端的工厂，一切都是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看不到人，他以为大家都在休息了。后来陪同的人说不是这样的，这是最尖端、最先进的工厂，尽可能不用人，而是使用机器来干活儿。邓小平就说，自动化工厂能不能给我们中国造出来一些？大家都非常吃惊，说我们给你造更好的工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口头承诺。后来在松下电器访问的时候，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对话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松下先生说，日本与中国必须要进行携手共助，我们就是相互扶助的关系，不要考虑商业，我们考虑纯粹的相互帮助。两国既然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朋友贫穷。

那么，日本当时是不是也有人担心中国未来会超越日本的市场呢？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想法。旁边的邻居有钱了，也会有一些礼物回赠过来，所以从长远来看，一些人展望未来发出过这样的一些感慨。邓小平先生后来回到中国之后，听了这些话，想接受日本的援助，松下他们转年就开始在中国展开了业务。其实，松下很早就想开始在中国开展这样的业务，总之日本的经营者不仅仅是人好，他们会想着为别人伸出援手，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同时想让整个社会变的更加美好，他们有着这样纯粹的美好心灵。像松下幸之助先生，当时的日本企业经营者都是这样的心情，尤其是战后，日本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那个时候学的是美国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美国的先进经营方式，学了很多东西。

其中大家都知道公关这种想法。为什么这么说，不仅仅是自己的公司内部，光靠自己的公司无法经营，应该对整个社会，让社会都能心满意足地经营企业。为此，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社会有所了解，他们一直为此而付出努力。同时出现了“营销”这个现在还在使用的词，当时的营销是停留在一种理念上，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出去，让人们接受，让消费者理解，他们要抓住消费者的心，为了消费者而生产，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消费者去考虑，大家为了企业的经营，都付出很大的努力，这是日本战后企业经营的模式。这个想法到现在仍然被继承下来，不仅仅考虑本公司的利益进行经营。这些企业的想法，用在国家上也是一样的，用同样的理念进行国家的经营，如果不这样去做就在社会上走不通。

用例子来说，光靠日本一个国家无法生存下去，而是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才能为地区和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使命。为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有义务进行援助。从日本现在的财政情况来看虽然说很难做到，但过去借助ODA的政府援助实现了这一点。军费占日本GDP的1%，常年以来始终就是这样的水平。虽然不是规定，但是我们想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日本不制造核武器，也不使用核武器。我们不开发直接攻击国外的武器，也不做军事大国，我们要做一个和平国家，这是战后日本走过的路程，也是日本的形象。

今后日本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21世纪当中，日本的人口正在减少，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今后也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因此，按过去那样高速增长的路线，或者是经济高速发展，或者光追求经济发展，或者企业规模扩大，肯定是不合适的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从重视经济增长率转向重视经济的质量，将会向这个方向进行转变，这也是必然的，日本社会也是有这样的转变。

从外交方面来看，国际社会当中的多级化倾向也开始凸显，不光是依靠美国一个国家，还要依赖多方面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日本外交路线之一，也是采取一种协调性的外交路线。为了实现这样的外交，我们要克服历史问题的认识，不知道从战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问题在国际舆论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转变，我们要克服这个问题，才能在国际社会上生存下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国际社会所孤立。

过去我们一直坚持ODA对国际社会扩大支援，除此之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继续做出我们的贡献，也就是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控制在最小限度。在人才交流和培养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政治领域是这样的，经济也是如此。如学术、技术、留学生的增加等等，这些方面日本将会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次北京-东京论坛的召开，确实大家付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中国日报社以及言论NPO，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论坛之所以很好，是因为在民间层面大家进行充分的交流，互相寻求两国之间的利益，寻求我们今后共同走的道路，是非常好的契机，同时定期进行民意调查，掌握民意转变的趋势，同时找出问题的所在，提出问题，也能够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机。

2005年，靖国神社的问题是这个论坛发起的原因之一。有着责任感的人们结成了北京-东京论坛，这是一个直接的动机。后来，即便在国民感情恶化的状况下，这个论坛始终没有中断。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国民感情恶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有靖国神社问题，也有历史认识的问题，也有钓鱼岛问题。

2008年，胡锦涛主席曾经访日，那个时候我们签署了重要文件，我们称之为第四个政治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邦交正常化，第二个文件是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第三个是小渊政权时期签署的一个联合宣言，第四个是构筑战略型的合作关系，非常详细地做了一些记录。为了两国利益进行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东亚地区安全稳定进行合作，还有一点就是对国际社会，我们两国应该做出哪些贡献，就这些也有很多详细的描述，这是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以这样一种心情来进行国家运营，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钦佩。

这个文件当中没有写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环境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也写在上面，比如新能源开发问题，对中国未来来说，新能源的开发更加迫切。另外，对于自然灾害的一些对策，对他们怎么样进行预防等等，如何对应。另外还有一些反恐问题，全球的经济合作，贸易还有国际金融方面的合作，今后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医疗问题，构筑国际和平稳定问题，日中如果能够合作的话，将是多么美好。活动的领域好像是没有界限，没有限制，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心情去做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之上，论坛的结论或者是共同宣言或者是共识，希望大家能够缔结这样的共识，以上是我的致辞，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日报网 王菁 编辑：周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