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分布于中国东南西北不同区域,却有着共同的身份“国家级新区”;它们肩负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探路”的使命,大胆突破,积极创新,释放着巨大的改革红利和发展能量。
它们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甘肃兰州、广州南沙。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先行先试区始终发挥着率先改革、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五大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无不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功勋卓著”。
而今,肩负着先行先试“国家使命”的六大新区,大力推进以提高政府效能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以金融创新带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引领中国未来改革方向。
今年9月底,滨海新区宣布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区工委和管委会,由新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街镇。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从此减少一个层级,更加精简、扁平。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政府改革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只有将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建立政府围着市场、企业转的服务型高效运行机制,新区作为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新发动机”才能充分发力。
浦东新区就是1992年在整合几个区县行政区划基础上成立,2009年将南汇区划入后,浦东发展明显提速。2006年成立的滨海新区则整合了塘沽、大港、汉沽三个行政区。
“这种突破行政区划的措施,使得土地、政策、资金、竞争等诸多掣肘可统一协调解决,提高了决策效率和资源集中度,为新区发展释放出巨大空间。”长期跟踪研究国家级新区的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李含琳认为。
比区划调整更重要的是职能转变和效能提速。各新区按照精简高效原则,普遍建立扁平化行政运行体系。
舟山新区强化政府职能转变,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整合精简25%以上,两区、两县部门则精简30%左右。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打造区域经济“升级版”是国家级新区的重要使命。六大新区尽管区位不同、基础不一、定位各有侧重,但都在产业布局、金融服务、参与全球产业链等方面积极探索,着力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经济改革激发巨大活力,使得各新区逐步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不论是东南沿海的滨海、南沙、舟山,还是地处内陆的两江、兰州,几大新区在发展战略上高起点定位,产业布局上注重优势聚集,着力发展高端产业。
比如浦东新区的金融服务业、港口航运业,滨海新区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舟山新区的船舶修造业、水产加工业,两江新区的汽车制造、生物制药等,都已形成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今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区落户浦东,为新区发展插上了新的翅膀。
通过金融、土地、科技、通关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几大新区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改善投资营商环境,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便逐步显现。对此,各大新区着力推进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社会领域及生态建设加速推进。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南沙新区对靠近海边、江边的岸线资源,靠近山边的绿化、湿地资源予以严格保护,确定200平方公里为不可开发区。
“如果简单地从经济角度看,肯定是开发面积越多越好,但留给人的地方就少了。南沙最好的岸线资源原则上不用于生产型和建设性项目,而是给老百姓休闲。” 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自根说。
在一系列先行先试举措的推动下,政府效能、经济内生动力、企业创新活力、社会科学管理等方面都呈现“高地”效应。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机制,秉承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理念,探索共商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新区通过先行先试弥补社会发展的‘短腿’,也体现出新区的‘排头兵’水平。”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说。
六大新区之外,中国改革者们还展开了“二次拓荒”,打造深圳前海为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的“新特区”,这片与港澳隔海相望,15平方公里的“特区中的特区”,开始成为深港合作新平台和国家经济外交新高地。
共同的改革使命、各具特色的探索——从“经济特区”到“改革新区”的经验积累中,中国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制度领域内,将“区域带动”改革战略逐步推向纵深。
专家认为,中国通过区域试点、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也将为在新时期推进新的战略转型提供坚实基础和重要经验。
(来源:新华网 编辑: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