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的看法众说纷纭，谁也很难看懂这场危机。作者根据美国政治经济的实景，采用大量公开媒体报道，推测了在危机时期华尔街与美国政坛等重要人物由于所处的位置、角色与环境等的所思所为。在此基础上，写就《华尔街危机：一个并非不真实的故事》系列文章，目的是帮助大家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当然，一家之言，难免有失偏颇与不确之处，部分场景和分析可能也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另外，系列文章参考了近期《中国日报》信莲编辑的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若干分析与评论。例如，9月29日的《关于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预判》、10月2日的《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欧洲能做些什么？》、10月9日的《欧洲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及影响分析》以及10月9日《美国金融危机中对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的争论》。在此，感谢这些文章的理论性启示。

（二）“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内核是什么？

在美国财长保尔森叩开国会大门的那一刻，他断然没有想到，从最初3页纸的救助计划，到最终通过的400余页的洋洋大卷，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诞生可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政府、国会、民众与市场的多方博弈分秒必争，寸土不让。从9月19日至28日，市场加速崩溃与社会各界质疑反对的压力重重袭来：一周内货币市场基金遭遇了1970亿美元的净流出；商业票据市场大幅萎缩，一周缩水949亿美元，创下了5.6%的单周历史最大降幅。社会各方面的质疑与反对也不绝于耳。克鲁格曼21日在《纽约时报》公开抨击救助计划是“金钱换垃圾（cash for trash）”，24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内的百多位经济学家更是联名上书国会反对。这迫使保尔森及其智囊们在3页纸的基础上加入各项妥协条款以平衡多方利益。9月29日，众议院开会表决时，救助计划已正式更名为“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篇幅上也从3页激增至110页，内容上更添加了多项妥协条款，强化了对纳税人利益的保护。但是，众议院的投票仍使得上述法案惨遭夭折。美国股市当日创下了1987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道指、标普等跌幅均高达8%，次日欧洲股市跌幅也超过5%，全球股市如风中残柳，信用市场更是危机四伏。时不我待，此后短短几天内，保尔森和助手们几乎是不加考虑地往法案中塞入各种“宠物项目”，以取悦不同利益集团。到10月1日参议院开会时，新版的法案已厚达400余页。震惊下的美国大众纷纷转向，要求选区里的国会议员支持该议案。这也最终促成了参、众两院先后在10月1日和3日高票通过了法案。虽属意料之中，但保尔森仍不胜唏嘘，过去两周来的艰辛鏖战一幕幕地掠过眼前……

9月19日，礼拜五的深夜，财政部大楼的应急小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事实上自8月份“两房”爆发危机，过去五周来，保尔森的助手们基本上就住在了财政部的大楼里。他们有着从证券法到抵押贷款行业等各种各样的经历，有的则直接来自投行，如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尼尔•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后来法案通过后被任命为实施的临时负责人)就和保尔森一样来自高盛。如今他们似乎又重回投行生涯。这不仅是指工作强度上，每天要工作20小时以上；而且包括工作内容，如华尔街日报的调侃，他们正在运作“世界上最大的投行”--美国政府。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精英们，正在构思一个救助计划：让美国政府融资并出面购买金融机构如梦魇缠身般的各类问题资产。就此而言，美国政府不仅是投行，更是市场，对各类问题资产定价急需的市场。

这些专家们深知，要化解美国眼前的金融危机，托市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不解决这些金融机构的基本面问题，将其资产负债表清理干净，是无法重建市场信心的。因此，必需通过金融创新，尽快建立将不良资产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的机制，争取在最大化纳税人的利益（由财政部代表，体现在远期）与市场信心的恢复（由攻击和受攻击的金融机构为代表，体现在当期）之间取得艰难的平衡。

在这个不眠之夜，保尔森与这些助手们冥思苦想，挑灯夜谈，设计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正如9月29日发表于《中国日报》的文章《关于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预判》指出，救助计划的机制在于通过运用“远期模拟市场交易”模型将政府救助成本递延到远期，从根源上解决当前市场信心问题，也最大程度地降低远期政府救助成本，以时间换空间，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双赢。

一方面，对政府（根本来说是纳税人）而言，这将有两方面的潜在收益：1）资产价格回升的收益。由于短期内市场流动性枯竭及过度恐慌，资产抵押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可能已超跌；而一旦金融市场恢复正常运转，这些金融资产将显著升值。2）避免或减缓宏观经济衰退的收益。如果美国金融系统陷于崩塌，则实体经济也在劫难逃。信贷紧缩与资本市场融资的困难最终会导致企业各种扩张计划大幅收缩或取消，然后裁员将加速，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并影响到消费，最终导致经济放缓甚至衰退。就此而言，虽然看起来是纳税人救金融机构，但其实也是在自救自保，保住大多数纳税人的工作和饭碗。

而在资金问题上，保尔森与其智囊们“东学西用”，借鉴了中国“特别国债”的筹集方式。美国财政部可动用此救助计划授权的7000亿美元进行操作，但资金不进入当期财政拨款，不算当期的预算赤字；待远期卖出后，再将买卖价轧差冲销救助成本。不足部分进入预算赤字。从瑞典1991年处置银行危机的经验来看，最终资产管理公司在危机结束后将所有资产变卖，几乎所有的成本都被补偿。

另一方面，对市场和金融机构而言，也将产生两大正面作用：第一，“直接输血”，由政府担当大买家和市场，帮助金融机构解决账面上的问题资产，清理资产负债表；第二，“恢复造血功能”。由于政府的介入，将为这些问题资产形成一个价格底限（Floor Price），从而促进这些资产的流动性，让市场重新运转；同时，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干净以后，投资者的信心也增强了，可以再度融资和放贷，推动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逐步实现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