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原《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的生存现实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黄广明5月底辞别《南方周末》来到《上海侨报》时,没料到自己告别的不仅是一张深爱的报纸,也告别了曾经作为职业记者的新闻理想。
综观《南方周末》到上海的记者,如陈涛、杨海鹏、余刘文、张平等,大都已成沪地新创媒体的主力骨干,普遍斗志昂扬,新闻理想犹存。
只有黄广明悄无声息地蛰伏在《上海侨报》,这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报纸。黄广明不愿多谈他目前在报社的情况,但他却希望记者帮忙联系广告版面。
“华中地区你跑得多,遇到熟悉的开发区,帮忙谈谈广告,整版6万,最低可打5折,提成还是不错的。”黄广明说:“报社没有硬给我创收任务,关键想挣点收入。”
第一次听到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谈经营创收,多少让人难以适应。
9月6日,记者在和黄聊天时又谈到了做广告的话题,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生存是第一位的。”
现在,《上海侨报》是黄广明作为一介落魄书生,在上海滩惟一挣钱谋生的平台。
像许多打工记者一样,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黄广明不甘在《湖北法制报》虚度时日,1999年到《南方周末》做记者,一腔正义满腹热情,幻想改变现实。但到头来发现,做新闻不过是用自己的青春在赌明天,除了留下几篇稿子可圈可点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现在比较现实,要适应,适者生存!”
9月8日上午,黄广明在电话中突然告诉记者:“已向报社递交了辞职报告,主要是处理不好复杂的关系。”
现在,黄广明和他刚到上海的爱人一起,又开始为新的工作而奔忙。
赵世龙的危险来自何方?
近段时间,全国很多记者都牵挂着赵世龙的安危!
35岁的赵世龙,现为羊城晚报机动部记者。他在广州已做了整整10年的打工记者,因其众多有影响力的报道而闻名,是打工记者中罕有的功成名就者。可就在8月初,赵世龙却在“记者的家”网站上发了可能遭受迫害的呼救贴:
“面临着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问题”。“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所为。”
今年3月,赵世龙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黑幕。
就在央视《新闻调查》播出《阿文的噩梦》之后,7月30日,参与贩卖戒毒女的所长罗贤文,竟然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赵的刑事责任。
9月7日晚,赵世龙告诉记者:“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
据赵世龙介绍,最近一段时间,频有搔扰电话找他,有的还威胁说“难道你就不担心你以后的安全吗?”
赵世龙意识到了自己身为打工记者的危险处境,决定出去避难:“我最近决定出去躲躲,权当云游四方吧!”
“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记者揭了这么多黑幕,有记者轻易被告的吗?”赵世龙苦笑:“我是在流浪中找新闻理想的人,多年来一直过着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档案、没有固定住所的‘三无’记者生活,甚至连正牌记者拥有的记者证都没有,靠报社发的工作证采访。”
秦斌:记者是吃青春饭的
9月7日下午,秦斌终于离开了《楚天金报》,在武汉天河机场登上飞机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无比轻松,他此行是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专业。
26岁的秦斌,辞职赴北影深造的目的是为远离记者这个行业,这与几年前他在武汉大学为做摄影记者而苦学专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秦斌告诉记者:“北影毕业后我想开个人影楼,或者学DV玩玩记录片,不会轻易再去做报社记者了。”
秦斌在《楚天金报》做了一年摄影记者,之前在《新经济报》做了半年。初到报社时,秦斌在报社不愿花钱买好相机的情况下,自费买了一部佳能5点对焦的专业相机,加上必配的镜头算起来有两万多,但直到现在离开报社,也没有得到补偿。
“这部相机都用得差不多了,一年来的工资收入只能满足日常开销,几乎没有节余。”秦斌说。
此次北影的学费对秦斌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秦斌自己算了一笔帐:“学费每年10000元,再加上每月租房和生活等费用至少要2000元,两年下来就是7万。”
秦斌的父母是普通工人,5年前就退休了,为筹集高昂的学费,两个老人很费了一番脑筋,但他们就是支持秦斌离开报社。两位老人觉得“让孩子在报社混没有指望。”
和报社正式员工相比,秦斌的确什么都没有,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想都不敢想,报社也一直未与他签正式合同,他只是众多记者中的一员。
“谁知道什么时候报社就把你给开了。”秦斌说:“记者的流动性太大,大家都没有任何稳定感。”
秦斌供职的报社是日报,记者深夜加班到两点是家常便饭。秦斌虽然每天都玩命地工作,但工作以来还从未生过病。可越是这样,他心里越不平静:“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到时候只有叫天去!”
所以,秦斌不愿再继续这种酸楚的打工生活,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真实:“记者是吃青春饭的,记者干不了一辈子。
(来源:21世纪人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