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检察日报》2003年10月22日报道，新华社记者顾立林在本月10日采访河南省登封市昌达煤矿透水事故时，采访被阻，相机被抢，并被殴打致伤。登封市委近日对殴打记者阻挠采访的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众所周知，舆论监督是人民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单位的舆论监督权利，是人民赋予的，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监督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是为了公众获得知情权而进行的信息采集。如果记者的正当采访权和人身权得不到保护，就无法实施党和人民交给的舆论监督的责任。记者的采访权和人身权屡遭侵害，无非是因为一些部门、一些个人做了丑事，害怕曝光，才对记者的正当采访百般刁难、继而谩骂、殴打乃至诬告。在每一起记者采访权和人身权遭侵害事件的背后，都有更多见不得人的黑幕和“猫腻”，有关强硬的后台作支撑。挖出这些黑幕和后台，也许比处理侵权事件本身更有意义。

笔者注意到，在顾立林遭殴打事件中，登封市有关方面对记者人身权的侵害，是以阻碍记者采访为目的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记者采访权的限制，自然而然地殃及到记者的人身权利。之前发生的记者人身权遭侵害事件，大部分都缘起于对记者采访权和限制和侵犯。

目前我国保护人身权的法律法规已相当齐备，人身权被置于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诸多法律的全面保护之下，制裁这类非法侵犯行是有法可依的。然而，我国至今在新闻采访、舆论监督方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健全的法律(尽管中央办公厅制订了有关支持新华社记者采访突发事件的文件，但这样的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应，且没有惠及所有记者)，没有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权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至于在记者和受访者之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责、权、利关系。

譬如，在很多“新闻官司”中，一些被曝光的单位和个人以记者(或媒体)侵害其名誉权、隐私权为由，将媒体和记者告上了法庭，名誉权、隐私权成了一些受访者拒绝采访、逃避舆论监督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对媒体和记者“反咬一口”(恶意诉讼)的锐利武器。受访者的名誉权、隐私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新闻记者的采访权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再譬如，记者的一篇批评报道采访完成之后，往往在刊载之前，被批评的对象会动员所有社会关系，到媒体的各个岗位游说、施压，甚至贿赂，直至将报道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现象，是不是对记者采访权的变相阻挠、侵犯？还譬如，在文字记者的采访中，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可能就是录音带，但是在法律上，录音带却不能成为证据，这使得记者在采访中常常要去做一个侦探的工作，这是否在客观上增加了记者采访的风险和难度、不利于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

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和诠释。否则，由限制记者采访权而导致的对记者人身权利侵害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早在1999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呼吁通过立法来加强和规范我国的舆论监督。实现舆论监督的正常化、法律化，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记者、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良好环境，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律作保障。保护记者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首先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权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害采访权的行为，予以更加严格、更加明确的制裁。只有切实保障了新闻记者的采访权、监督权、批评权，才能切实保障他们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才能减少以至杜绝记者遭殴打事件的发生。

(作者为第二军医大学法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编辑：王晶 来源：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