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拍照对摄影记者来说是“家常饭”。为了第一时间发回报道，这样的采访每天都在进行。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在与“非典”殊死搏斗的战役中，有冲锋在前的医务工作者，有正在锁定病毒寻找解药的科研人员，更有许许多多的“战地记者”，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最前沿，为市民发回
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报道。
他们曾经深入医院隔离区，曾经与分离出的病毒血清只隔几十厘米。作为普通人他们坦承着自己的恐惧，但是谁也没有退却。在接受采访时，“战地记者”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
-朱玉：新华社记者
参加“非典”报道成了UFO
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的女记者朱玉是卫生医疗方面的记者。
进入4月后，关于“非典”的报道已经成了她每日工作的全部内容。光是联系采访和回答读者咨询，有时一天就要接上百个电话。家里人都说现在人们羡慕CEO、CFO，可是参加“非典”报道的朱玉对老人孩子和丈夫来说却变成了UFO———什么时候回家不知道，好容易回到家也还是会因为紧急采访而充满变数。朱玉说，由于一线记者属于高危人群，现在只能尽量减少和亲人朋友的接触，连UFO都说不上了。
朱玉还向记者说起了她4月初第一次参加国务院新闻办“非典”疫情发布会时的情景：“偌大的会场上百名记者，只有一位记者戴了口罩。当时大家觉得这位记者真是有点‘另类’，好像不至于这样防护。可是现在回头看看，记者在那时候都没有充分注意到疾病传染的严重性。”
据了解，朱玉在4月10日左右离京出差。在4月14日回京时，还因为航班上的机组人员统一戴上了口罩而和他们“理论”了一番，但是一到机场，她看到了人群中密密麻麻的白口罩，当时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她告诉记者，参加“非典”报道最深的体会就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人类来说，疾病永远不会让你高枕无忧。这次“非典”的流行对人们是个巨大的警醒。记者不仅有责任向市民通报疫情、报道最新消息，还要让大家了解到，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与传染病的斗争就不可能停止，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病魔，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朱玉自己介绍说，对于一线记者，社里非常照顾，和其他记者相比，自己的采访危险性小，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但是当记者提出见面采访时，她还是拒绝了，她说她要对采访她的同行负责。
-王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
从来没有这么“软弱”过
央视《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是第一个走进隔离区病房，报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电视记者。
王志说，这种事情，事前想想，会害怕，事后想想，也会害怕，但真正到了那里，就不会害怕了，因为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那里，我们记者去拍摄，也就呆一会儿，可人家医生天天在那儿。他说，到了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应该去想如何保护自己了。
谈起在一线采访“非典”的感觉，王志由衷地说，最深的感受是两个字，“感动”。他提到了刚在302医院采访姜素椿教授的情况：“采访时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当姜教授发现自己不对劲，可能因抢救病人而被感染时，他对老伴说了声糟了，但直到第二天，他才答应去住院。临走时，老伴对他说，我去送你吧，但他坚持说不用送。”王志说，老伴想去送他，是因为她很清楚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而他不让送，是因为怕自己感染老伴。在这一送一推中，就有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
他说，从事采访活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状态：软弱。有些事听他们说起来非常平凡，但仔细一琢磨，就被深深打动了。医护人员可能不像堵枪眼的战士那样壮烈，但像姜教授那样，在自己身上大胆试验，为救治“非典”病人开辟出一条新路，实际上他们可以称得上是“蹚雷”的战士。“与他们相比，如果我因采访‘非典’不幸染病了，我也应该无怨无悔”。
-张丽：北京电视台记者
进隔离区不敢告诉女儿
张丽非常忙，记者打了3次电话才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在她眼里最值得记者去书写的是那些奋战在抗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张丽告诉记者，在整个抗非典采访中，让她至今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佑安医院院长去看院里一位因抢救病人而倒下的女大夫。这是她在采访中惟一流泪的一次。她说，当院长问病中的女大夫，能为她做点儿什么时，病重的女大夫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她家里人。像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与他们相比，我又能算什么呢？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去写的。
作为一个跑了8年卫生口的北京电视台老记者，在这次抗非典报道中，她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最前面。张丽是北京媒体中，第一个进入非典隔离病房的女记者。4月7日，她与搭档只戴了一个薄薄的口罩，就走进了佑安医院的隔离病房进行采访。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当时采访的朱护士长，在新闻播出的第二天就染上了非典。
现在，最让张丽挂念的是她今年已经上初二的女儿，为了工作使她无法亲近自己的女儿。她说，她现在非常想念她的女儿，她女儿也肯定非常担心和想念她。为了不让女儿为她担心，每次进入隔离区，她都不敢告诉自己的女儿，只能是一个人默默地为女儿祝福。
-刘瑜：北京电视台记者
遇到好新闻要像个战士
采访刘瑜时她正在被命令休息。刘瑜是1996年进入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组的。刘瑜说，在这次抗非典报道中，自己有着很多的感受。
在采访中，令她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长辛店医院采访时，她接到了一位叫任玉霞的护士表姐的电话。在电话中，这位表姐告诉她，任的奶奶在她开始接病人的第二天就去世了。新闻的敏感让她决定第二天去采访任玉霞的亲人。早晨8点，他们的采访工作已经结束了。正当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任玉霞的家人问他们，能不能把奶奶出殡的过程帮着录下来，等任回来能够看上奶奶一面。面对一个正在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家属的请求，他们二话没说，扛起机器拍了起来。她说，我们能为这些可爱的医护人员做点儿事情是应该的。
在北京媒体中，刘瑜和她老公可能是惟一一对夫妻并肩奋战在报道“非典”第一线的记者。对于新闻，夫妻有着共同的理解。她告诉记者，其实，在抗非典报道中，我们记者就如同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当一个好的新闻出现时，就应像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把它记录下来，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习惯吧。
-戴菁菁：北京青年报记者
三次近距离接触“非典”
戴菁菁是报社里负责各大医院采访的记者。“非典”报道开始以后，她就成为除去医生和护士之外天天到医院“上班”的人。老去医院采访的结果就是经常有机会和病毒碰面。
戴菁菁对三次和“非典”病毒近距离接触印象很深：第一次是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与记者的见面会上。由于连日来夜以继日照顾病人，医生和护士们体力消耗巨大，说话没什么底气，为了听清楚采访对象的话，戴菁菁和医生护士们越凑越近，最后连医生都不得不提醒，记者靠太近会非常危险。
第二次是面对面采访地坛医院的蒋大夫，当时蒋大夫在“非典”病房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为了防止可能的传染，在家里都会戴口罩。
第三次是在一家医院采访时，收治“非典”病人的一辆急救车停在了她的身边。
戴菁菁告诉记者，随着采访的深入，自己一方面了解了病毒的可怕，另一方面更加见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和医护人员的英勇无畏。当一名医务工作者像聊家常一样告诉你他(她)在“非典”病房里的日日夜夜，说起好转的病人时露出孩子般的微笑，可怕的“非典”就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了。
-苏冠名：北京娱乐信报记者
曾和病毒相隔几十厘米
苏冠名是信报的一名摄影记者。许多亲历“非典”的采访照片都是由他拍摄完成的。
说起在疾控中心实验室里和“非典”病毒最亲密的一次接触，苏冠名表示，这一幕已经刻在他的生命里。
据苏冠名介绍，那天清早，他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赶到了疾控中心。在穿上两层隔离服并把脸部包裹得密不透风之后，他被允许在分离出病毒血清的实验室门外拍照。可是，隔着小玻璃窗拍照的效果不太好，于是他请求进入实验室。最后，由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拿着试管，他和病毒相隔几十厘米完成了拍摄。
苏冠名说：“拍完病毒出了疾控中心，我觉得自己都快饿晕了。可是又因为恐惧不敢在附近吃东西。于是我饿着肚子步行了3站地才找地方放心地吃了一顿早点。不过，想想奋斗在最前线的医务人员，我真是对自己的胆怯感到惭愧。看来，我这名‘战地记者’做得还远远不够。”
据了解，苏冠名和报道组其他记者们早就已经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除了回报社领预防药品和慰问品之外，尽量不和亲人朋友接触。只要“非典”前线还有硝烟，他们的“战地生涯”就不会结束。
-于巍：北京青年报记者
采访所在地有人被感染
于巍负责对疾控中心及医院的采访。她告诉记者，有一次去东直门医院采访预防“非典”的药方，在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所医院的几位医护人员已经感染了“非典”。于巍说，当时说不害怕肯定是假话，但是，这是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可能放弃，而且，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也在照常工作，我又怎么能向后退缩呢。据了解，在采访完药方之后，于巍还进行了第二次追踪报道。
现在，于巍已经没有什么个人生活可言了，她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去市或区县的疾控中心采访，下午回报社写稿，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能够稍微早一点儿睡觉。
作为女性，谁不在意自己的脸面问题呢？然而，在崇文疾控中心采访时，于巍看到女消毒员的脸上已经被消毒液烧出了许多的小白点，之后变黑、变干，成为永久的疤痕。但是，为了把出现疫情地区的消毒进行彻底，她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飞溅的消毒液，没有人躲闪也没有人喊疼。只是在消毒间隙有人说起了独自在家的孩子，几位女消毒员都掉泪了。于巍说，和她们相比，我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潘九阳：北京交通台
有车的地方就会有我们
4月17日，不少北京市民通过交通台听到了一则不同寻常的紧急寻人启事，寻找一名曾在4月16日晚搭载乘客从中央财政金融大学到积水潭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在非典型肺炎已经开始在北京肆虐的情况下，这则连续滚动播出的寻人启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天晚上，这则寻人启事播出了30多遍，我们的电话简直被打‘疯’了，问这事的电话起码有200到300个。”经手这则寻人启事的北京交通台新闻部副主任潘九阳对记者说。
据他介绍，当天，向交通台提供这则信息的是一位女性听众，她自称是那位被证实患上“非典”的乘客的朋友。接到这个电话后，潘九阳立即让记者给积水潭医院打了电话，在核实到医院确实收治了那位“非典”患者以后，他请示了台领导和有关部门，马上安排播出讯息。据悉，从4月17日起至22日，交通台先后播出了六则这样的寻人启事。
潘九阳告诉记者，目前，交通台的节目已根据“非典”防范工作的需要作了一些调整，开播了特别节目《关爱生命战胜“非典”》，在广告时段里，暂停了原来收费300元一次的寻物启事，把时间让给了“非典”的公益广告和“非典”的寻人启事。为了防止“非典”影响到节目的正常播出，电台目前实行的是双班制，这就意味着每天上班的工作人员与平时相比减少了一半，而工作量则增加了一倍。对此，潘九阳笑称：“没办法，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只要有车的地方，就有我们’，为了做好防范‘非典’的服务工作，我想大家对此都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张慧然：凤凰卫视驻京记者
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
今年刚刚过完羊年24岁生日的张慧然来到凤凰卫视已经两年多了，也是该台最早投入“非典”报道的记者之一。这位瘦瘦的、留着短发的小姑娘在忙了20多天后终于能够在上周末休息了一天，昨天她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回家。事实上，这还是比较早的一次。
凤凰卫视4月初开始成立两个“非典”报道小组，每个组一个记者加一个摄像，张慧然是第一个小组的记者。由于其他记者有财经或其他报道任务，而且北京卫生新闻的报道一直是她的工作范围，所以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凤凰台的北京“非典”报道都是她在第一线作的。近一个月以来，她参加了几乎北京卫生部门的所有发布会，去了地坛医院近距离接触“非典”病人和医生，追踪过北京西客站离京的实习医生，也亲眼看见北京人民医院转移“非典”病人。“就在离我不到10米的距离内，在警车开道下，一辆辆救护车从医院驶出，里面的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小张回忆两天前目睹人民医院隔离时说。
一个多星期前，张慧然有一次去地坛医院“非典”现场采访的机会，当时，她跟其他记者一起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戴上厚厚的口罩，走进了“非典”病房的隔离区，透过玻璃观察在里面戴着口罩的病人和穿着更厚防护服的护士，觉得疫情还是很严重的。“当时只是觉得好奇，没有觉得害怕，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出来之后才发现口罩太大了，有点漏气，另外可能因为记者太多的缘故吧，消毒还是觉得不太彻底，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后怕的。”
-安思乔：路透社驻北京记者
妻子要求加强卫生意识
安思乔开始关注和报道“非典”已经快两个月了，“非典”的报道已经动员了包括他在内的全部8名记者。用他的话来说，“非典”是一个谜，他心里是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全，但是还不至于恐慌。针对外界的危险，安思乔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退缩，只是希望通过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尽量避免。“我的工作就是要求这样。”他说。
在北京工作的这几年里，北京总有一些有挑战性的新闻，按理说，他应该适应了，可是他说这次“非典”型肺炎的确出乎一般意料。他们很少接触“非典”病人，但每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是必须参加的。
他说，以前他对一些生活细节不太注意，现在在他的中国妻子(他自己称“媳妇”)的要求下，逐渐加强了卫生和安全意识。从两个星期之前，他就开始喝媳妇做的胡萝卜汤了，据说是便于排气，促进健康，从两天前开始吃蜂胶片，每天5个。他觉得工作还是比较累，他开始学会关心自己了：以前每天晚上11点回家，现在10点钟。
采访中，安思乔表示对妻子的牵挂，他说更担心自己媳妇的安危，因为她是一家公司的市场管理人员，接触的人更多。
安思乔对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非常赞赏，“他们是在第一线，我们可能在前线，但现在不在最前线，我们其实可以电话采访的。”
-廖新亮：《海峡时报》北京记者站社长
戴上口罩是怕别人怀疑
新加坡《海峡时报》在北京的记者站，包括社长廖新亮一共有四个人，从昨天开始所有的记者都参与到“非典”的报道中去了。在记者问及作为社长还要去现场报道时，他说：“我首先是一个记者。”
由于总部非常注意他们的安全，最近总部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去医院采访，但是要参加发布会，打电话核实和报道新闻。从3月份以来举行了许多场新闻发布会了，但是直到上周北京市卫生局的发布会上他才第一次戴口罩，他说自己并不是很害怕，因为科学知识认为不必要随时戴口罩。只是从4月20日卫生部发布北京的疫情数字比以前严重将近10倍时，他才觉得为了对别人负责，有必要戴口罩，不过主要还是怕别人怀疑自己。
他还记得4月4日当天参加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时，有些人已经对“非典”有所警惕，当然大部分人还是不以为然。当天他有点正常的咳嗽，坐在前面的一位女记者时不时地回头看，很是紧张，发布会结束后他特意去告诉这个记者说：“不好意思，我咳嗽了，不过你放心，我没有得‘非典’。”
由于经常出去采访，廖新亮也比较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运动来增强身体免疫力。两周前，他做了一个“非典”八味药方的报道，才借此机会一口气吃了同仁堂的三罐中药，这也是惟一的一次。
（编辑：王晶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