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尽管很少有机会洗脸、洗澡；尽管常常会头疼、咳嗽；尽管吃的最多的东西是土豆、洋葱；尽管不是睡在石头上，就是和一群男人同居一处；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一睡到天明……但是我无悔，因为，在珠峰的每一天，都在被感动。更何况，能够参与到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珠峰地区多学科综合科考中，能够见证8848.13米这一世界之巅海拔高度的改写过程，对于记者，特别是科技记者来说，无疑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难得经历。那感觉就如同军事记者上战场，水利记者冲在抗洪前线一样。
套用一句俗话，在采访2005年中科院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考及高程复测活动中，我和同事游雪晴的成绩和收获是主要的，先后发表相关稿件数十篇，其中一篇还获得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但问题和遗憾也不少。所以，在采访结束，最后一次回望珠穆朗玛时，心中也生出了和80多岁的“老青藏”刘东生院士一样的豪迈：“我们来了，我们还会再来！”
临时抱佛脚式的知识储备不适合科考采访
珠穆朗玛峰高海拔、高寒的自然地理条件非常独特，地质构造也相当复杂，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一直是世界各国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此次科考活动的观测研究内容包括：大气物理及大气化学成分、冰川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变化、地质等方面。因为涉及多个学科，所以我们对前期准备工作一点也不敢懈怠。
从2004年12月得知能参加珠峰科考起，我们就开始为这次特别的采访忙碌。先是用几个月时间采访了与科考和测高相关的许多院士、专家。每次见他们之前和之后，都是一通“恶补”，渐渐地，什么气溶胶、冰碛物、POPs等艰涩的专业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立体起来。临行前，我们还策划了一份详尽的报道计划，并得到了报社的批准。
但自以为准备充足的我们，却是出师不利。在去往珠峰的“搓板路”上，同行的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杜明远博士告诉我们，青藏高原对全球二氧化碳吸收贡献突出，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但由于过度放牧，目前草场退化很严重，如果不阻止这一趋势，今后青藏高原就会变成碳源。
什么碳源、碳汇的？我们被搞得云里雾里。没想到，在珠峰大本营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科考队生物与环境变化组负责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镱锂研究员再次提到了杜明远的观点，并指出，这是“973”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于是，为了写好这篇稿子，我们只好缠着张镱锂和杜明远，让他们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尽管我们知道这对两位专家来说多少有些残酷，因为说话多了，会使高原反应症状加重。
像这样搞不清基本概念的情况，我们在此后的采访还遇到过几次。看来，随科考队在野外采访，需要记者对相关研究领域有较长时间的关注和知识积累，临时抱佛脚是靠不住的。因为，科考报道具有特殊性，专业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科学考察毕竟不是出门旅游，科考报道也不是写游记杂感。
在日常采访中，我们习惯了从新闻发布会上获取信息，习惯了从网络中获得背景资料。但在珠峰，没有发布会，更没有互联网。所有的新闻线索都要靠记者的眼睛和耳朵去捕捉，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有赖于长期的知识储备。而如果没有足够的相关学科知识，再有价值的新闻也会从眼皮底下溜走。有时即便抓住了，也会因为把握不住要点，无法用通俗的语言对科研成果进行“翻译”，导致读者不知所云。
只有毅力没有体力无法完成工作
科考队员工作经常要爬不少山，走不少路。作为记者，跟随他们出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经历了诸多困难、辛苦甚至狼狈。这里只说其中的两次。
一次是跟着张镱锂、黄荣福两位老师去喜玛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地区做样方，也就是选择一块20米乘20米的区域，统计其中的植物种类、数量、大小等，以了解当地的植被状况。
那座山很陡，大约有60度，到处是枝枝杈杈的竹子，地又滑，腐殖质下面就是大石头，很快我们就跟不上了，本想上去帮忙，此时却只好狼狈地下撤。可是，偏偏又走错了路，其实根本也没有路。我们爬上了一块离地面几米高的大石头后，才发现根本不可能下去，只好往回爬，好在有惊无险。只是手里没有背带的水壶太碍事，考虑再三把它扔下了山。事后，黄老师告诉我们，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扔什么都不能扔水壶，没了水就可能没命。
再一次的跑路经历是在珠峰大本营跟随康世昌和刘景时两位教授去寻找绒布冰川的末端，考察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
在冰碛物行走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踩在小碎石上随时会滑倒，大石头则需要手脚并用，才能攀爬过去。那风很大，足有七八级，打在脸上生疼，我们赶紧把套在脖子上的多用围巾拽了出来，蒙住脸，但一会儿又觉得呼吸不畅，就这样反反复复，走走停停。
看我们的速度实在太慢，再加上另一位记者在前一天随科考队员出去考察时崴了脚，到了冰湖康世昌就不让我们再跟着走了，最终我们也没有能到达冰川末端。
说实话，两次被迫放弃，并不是因为我们意志薄弱，吃不了苦。但科考队员出野外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做记者的向导。如果记者没有足够的体力，就会成为别人的累赘，帮不了忙还会添乱，而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
新闻时效与科研严谨的冲突
我们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珠峰地区水资源可能正在枯竭》的稿子，大意是绒布冰川的消融在加剧，但一个多月的水文观测却显示，冰川消融的水并没有使绒布河的来水增加，刘景时教授通过钻探后发现，绒布河上游存在不少冰湖，其底部都是不透水的基岩，冰湖减少的水大部分是被蒸发掉了，还有些则填充了冰碛坝的缝隙。由此，他得出了“绒布冰川消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可利用的水资源”的初步结论。
为写好这篇稿子，我们不仅亲临了刘景时打钻的冰湖，还多次采访了从事水文观测的科考队员，并请刘景时对稿件进行了修改。但是，当我们在晚上12点终于合上笔记本电脑，钻进睡袋时，刘景时突然说：“这稿子最好过一段时间再发，我想多观测些日子。”
“不发就不发！”因为大家在一起呆的时间久了，早已不再单纯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关系，所以我说话多少有点口无遮拦。
第二天，刘景时又对我们的稿子做了几处修改，终于同意发了。现在想来，他之所以同意发，一定是考虑到我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写稿的不易，而非他的本意。
随科考队出野外，记者想的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多发一些稿子，而科考队员追求的是科研成果的准确和可靠。一个科学发现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观测数据的积累，可我们这些当记者的却缺乏这样的耐心，总是希望他们多给出些“最新发现”之类的结论。
尽管后来的观测数据证明刘景时的看法并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有些愧疚。科考报道一定要遵循科研规律，我们当时实在没有必要多发那篇稿子。
其实这样的冲突和矛盾，在日常科技报道中也常碰到，只不过在观测和研究时间都有限的野外科考中，会显得更加突出。
没有成为“真正的科考队员”
曾听新闻前辈谈采访野外科考，说在野外不要太强调自己的记者身份，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要将自己当作一名科考队员，这样才能写出好新闻。我们在出发前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其实，这次中科院珠峰科考队的确把我们算作了他们的一员，在装备配置和工作计划中都把我们当作队员一并考虑，而我们也是这次珠峰科考复测活动中，唯一与科学家同吃同住同工作的记者。
去珠峰地区采访，是我们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第一次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工作。由于科考队时间安排很紧，我们从北京到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只用了4天时间，没有经过什么适应和调整，好在我们适应能力还不错，没有因为高原反应被送下山，空闲时还能做点收拾内务的琐事，病了也没有大呼小叫，和队员们成了亲密的战友。这是我们非常得意和自豪的。但扪心自问，因为缺乏野外工作经验，我们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科考队员。
在珠峰，在这片纯净的冰川雪原间，日常的艰难，突发的惊险，是科考队员习以为常的工作生活方式。在目睹了他们的坚韧、勤奋、勇敢之后，在每一天的感动中，我们真正理解了，是犹如灵魂一般存在的“青藏效应”和“青藏精神”，是对事业执著、忘我的爱，吸引着、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在获得成就和成功都是极为偶然的青藏高原研究中前赴后继，摸爬滚打，并且无怨无悔，不离不弃。青藏高原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青藏高原。
（作者简介：罗晖，科技日报社主任记者，从事新闻工作15年，曾多次参加两会报道，2003年曾到非典一线采访。获得过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来源：中国记者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