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晕晕乎乎的还没有倒过时差，与我的寄宿家庭坐在牛排餐厅的雅座时，或是后来乘电梯来到中国这个新家，看到电梯两旁贴着护肤洗发广告时，我才意识到我要去的并非之前印象中的红色中国。实际上，看着街道旁的设计师鞋店、汉堡店、披萨店，我不敢相信自己身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决定来中国是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糟糕透顶，并且我也没钱游走他乡。那时我看到一则招聘可以去中国做寄宿教师兼保姆，我觉得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远离伦敦和汉普郡乡下生活，并且我还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毛时代的中国著作。但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要体会的是中国富豪的新生活。
说实话，这个家庭非常友善热情，一般来讲，中国人民似乎都很热情好客。我房间里装饰着华美的家具，他们公寓豪华奢侈的程度让我为之惊叹。对奢华和西方主义的热爱浸透于他们的生活，有时对实际西方风俗或产品的模仿异常拙劣让人不由发笑。用不相搭配的西方原料，几乎总涂上厚厚的蛋黄酱来混搭制作披萨和沙拉，不禁让我很好奇。
女主人长得漂亮，极其时尚，更令我惊讶的是她每周都会收到成堆的定制鞋，似乎每穿一次高跟鞋都会让她那5英尺（1.52米）高娇小的身段长高一截。她和同一公寓里的其他居家妇女一样似乎在收集制鞋设计师的全套设计，她常常叹息没有找到适合我脚大小的鞋子，所以我不能像她那样光彩照人。让人尴尬的是，当我在她面前换衣服或一起买衣服时，她都会羡慕我的胸部更为丰满。
尽管仍然有数百万的人生活贫困，中国那些新兴的富人们却忙于炫富。我寄宿的家庭就是其中一个，每周末我们都能享受50道菜并配有茶水饮料的豪华盛宴，饭后再乘坐着这个家庭的其中一辆保时捷四处兜风。
工作日期间，我很早开始工作，带小男孩去学校，放学后为他辅导功课，帮他学习英语。孩子非常可爱，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穿着名牌衣服。但有时又非常调皮不服管教——比如，一次他冲着我脸吐口水，我却无能为力管教他。
孩子的生活也奢华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不是被惯坏了一星半点儿。比如，这家组织了一次活动，包括从香港请来了很多著名的歌星，还组织了一个时装秀，时装秀的最后还安排了小男孩唱歌。表演结束后，几个女孩找他要签名和相片。从那以后他那本已被宠坏的性格再次膨胀。没过多久，他的中文老师帮我照顾他一天，并为他翻译了一句他不知从哪学来的话：他说我们应该对他好点儿，因为他现在是个明星了。他有点儿骄傲自大也可以理解——他母亲一直想让他上电视，一周内四个晚上他得上电子琴、唱歌和钢琴课。她相信他将来会是个大明星。
尽管他经常非常调皮捣蛋（他总是抠鼻子，把鼻屎抹到我身上，知道我不吃猪肉，还偷偷给我猪肉），与我朋友的经历相比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一个住处距我一个小时的女孩亲眼看到一个五岁的男孩因为不想走十步到厕所，就可以在地板或在客厅的桶里撒尿。还有的孩子更暴力：隔壁楼里一个女孩常常被一个由她照顾的三岁孩子那木棒打脑袋或是在脸和胸上挨上几脚 。更有甚者是我的朋友常常被中介机构和寄宿家庭叫做胖子，被家里的成员呼来喝去，还强迫她用她过敏的花生油做饭。我自己的问题通常不是古怪的家庭成员，更多是由于巨大的文化冲突和帮我找到工作的中介。
当然并不是都不好。到哪儿都能看到孩子们开心地玩耍，或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湖边或池塘边享受生活。女主人常常亲孩子一大口，睡觉前，她给他在浴室洗澡，一起玩游戏时，我总能听到他们开心的嬉戏声。他还常常到我卧室里，用Skype和我的朋友聊天，或坐在床上陪我玩儿。该睡觉时，他抬头看着我说“我喜欢你”。与芒果酱、蛋黄酱和番茄沙拉相比我更能记住这句话。
本文作者Soraya Heydari离开伦敦到杭州做保姆，说她的雇主家里有五辆保时捷，并随后写出了这篇文章。
（来源：中国日报网 涂恬 编辑：王思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