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安倍经济学也有不乐观的一面。黑田东彦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即是让长期被通缩困扰的日本，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但在我看来，日本2%的通胀率不仅在两年内难以达到，甚至在未来3-5年内都难以实现。
日本的通缩是与其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工资收入体系紧密相关的，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近年来国内的工资水平也基本维持不动，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弹性非常小，这些是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及难以实现通胀的关键性因素。
如果希望达到2%的通胀目标，安倍目前的一揽子政策效果是力有不逮的。即使安倍政府再推出额外的量化宽松政策，我依然怀疑2%通胀的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因为从货币传导机制观察，首先受到扩张货币政策传导的是资本价格，也就是说股市和房市价格的上涨会领先于与CPI有关的消费产品价格上涨。
即使货币政策继续加码，很可能出现的是资产价格新一轮快速增长，那么在达到2%的通胀目标前，安倍政府就要考虑资产泡沫的问题，而这个困境才是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最大的不确定性所在。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安倍经济学所要面对的难题。因为眼下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
美联储刚刚发布的货币政策委员的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正在慎重考虑何时退出、如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问题。从全球的货币政策观察，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讨论，目前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不是面临着规模太大、持续的时间太长、退出的时间太晚等等风险？
其实各国此前选择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几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利率政策已经掉入了流动性陷阱，而货币政策能做的也只有量化宽松。
按照量化宽松的自有逻辑，是要通过降低利率鼓励投资或实体经济活动，遗憾的是由于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银行自身还是监管者，都在逐步进入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导致银行对于信贷的控制较严格；与此同时企业投资的意愿比较低落。
因而现实中我们看到在利率下降后，信贷传导机制较正常经济环境下弱化很多，实体经济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反应。而各国监管者为了刺激实体经济，只能再推出超出正常水平的量化宽松政策。
但在超标的量化宽松下，经济在短期内却并没有感受到通胀的压力，这是因为量化宽松并没有反映在通胀上，而是反映到资产价格上。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仅维持了2%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差的数据，可是美国的股市自2009年的低点以来却翻了一倍有余。
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市场的利率回报率下降，许多投资者开始向风险性资产转移，这无疑会加重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上述种种都是我们为应对短期的经济问题在中长期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