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幸福本身实际是一种感觉，看你自己怎么去品评它
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 柳传志
“你幸福吗?”注定是今年的关键词。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企业“教父级”人物――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幸福本身实际是一种感觉，看你自己怎么去品评它。”
“在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以后，不断设立新的追求目标，这个追求的过程和达到目标后的愉快，都会让我感到幸福。”从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开始白手起家，一手打造出近乎登顶全球最大PC厂商，柳传志表示这里的每一步过程，都有很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形成的时候，都会给带来一份特殊的欢悦。
“我们种了一棵树，费尽了千辛万苦，树长大了结了果，这应该说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目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果子全摇下来的。”柳传志以树上的果子为例，认为摇果子的过程就像每达到一个阶段目标以后，会开庆功会，让员工能够提升士气，会对外开发布会，提高企业的声望，因为是大家实实在在自己做的，应该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做的，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全体团队的享受。
“当初定这个目标定得高不高，做的时候跟预设的环境一样不一样？当时我们怎么做的？”对于内部的复盘，柳传志认为则是更大的享受，不管是公司的高层复盘，每个具体部门复盘，复盘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感到，不但是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且很有成就感，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都起了作用，这种一种特别强烈的幸福感觉。
而在中国能让企业家们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柳传志指出有两种：第一种，做完了事儿以后自己的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肯定会不愉快；第二种，另外更不愉快是不按规矩来、不按秩序办，这种时候人们会感到不愉快。
以下为观点原文：
柳传志：
让我谈谈我对幸福的感觉，跟经济改革没什么实际关系，所以说我因为一个做具体企业工作的人，比较能谈的事儿主要还是企业的微观管理，那么今天我就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我们每个人由于年龄、性格、我们阅历的深浅、处于的环境的不同，对幸福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然后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那么什么事儿能让我觉得幸福呢？
我谈两点吧，第一点就是对我来说，在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以后，不断设立新的追求目标，这个追求的过程和达到目标后的愉快，都会让我感到幸福，就是不断地设立新的目标，这个追求目标的过程和实现目标后的愉快都会让我感到幸福。我们联想在1984年成立的时候，是在一间小平房里成立的，出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用我们自己的讲话是属于一个叫做蒙着打的阶段。
在这个蒙着打的过程中，我们先发明了，先就是卖过电子手表，也卖过旱冰鞋，被人骗走了很多钱。后来我们发明了联想汉卡，装在了电脑上来促销电脑，结果发现促销电脑的利润比卖联想汉卡的利润还高得多，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代理的队伍里面去。当我们逐渐地熟悉了代理的这个业务以后，我们就下决心想自己能不能成为有自己品牌的电脑。前面那一段比如说卖旱冰鞋、电子表、怎么去给人当代理，那个时候是所谓蒙着打的。但是到后来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过程，这个里面就开始有瞄着打、想着打的过程，这里面就有一个不断设立目标的过程。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想设立一个自己品牌的电脑，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在做代理的过程之中，逐渐摸索了什么是市场，怎么去做促销、做经营等等，觉得我自己又是计算所出来的，觉得我们有能力做自己品牌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国家当时不给我们生产批文，因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那时候你是要想做生产厂家的话，需要拿到国家的批文的，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跟我们科学院的副院长讲，说我们国家已经引进了80多条生产线了，所有的生产线都是亏本的，为什么还要再给你们引进呢？因此就拿不到这个生产批文，拿不到生产批文于是我们就要想很多办法，比如说绕道在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小的企业，在那儿开了一个作坊可以能够生产主机板的，然后我们主机板在拉斯维加斯展览的时候，被国内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发现了，那么多外国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中国的公司在那儿卖主机板，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生产批文。
后来我们在香港由一个小的作坊，逐渐地生产出了产品质量合格的主机板，但是香港那个地方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又把作坊搬到了深圳逐渐变成一家工厂，然后质量又如何不好，怎么样去调整质量、改进性能，怎么样用高价外汇买回来合适的元器件等等。当时能形成一个自己品牌的电脑，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确确实实每做一步的时候，离我们的目标逼近一步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
到了1990年、1991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自己品牌的电脑。但是到了1994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国家以前是保护所谓民族品牌的，这种保护当然实际是不可取的，因为怕这个外国的电脑进来以后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品牌，当然不是主要冲击我们这样的，主要是冲击我们国家投资的像长城这样的大的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投了很多的资，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能够健康生长。谁知道由于你一保护的结果，结果电脑的价格又贵、质量又差，影响了各行各业对电脑的使用，因此国家后来就放开了，就把这个批文取消了，进口过去是要批文的，把批文一取消，把进口的关税一降低，这时候外国的电脑就大批量地引进了中国。这时候我们刚刚有了自己的品牌，马上就会被人家湮灭，在当时是在1994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占中国市场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比例，IBM、康柏等等进入到中国来以后，我们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了，我们应该讲无论从技术、资金这些角度上，跟这些外国的大企业比，真的是小舢板和航空母舰这样的比例，这么比真的不为过，差得太远了，但是我们竟然就从占整个市场的2%一直打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占了中国市场的27%，占了一个绝对第一的位置。
这个每一步的过程，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形成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特殊的欢悦。后来戴尔进入中国，戴尔当时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模式，从美国打到欧洲打败了康柏，打到中国，我们又打不过人家，2001年我们的市场份额又下跌，我们又苦苦研究人家的打法，最后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双模式的打法，我们在中国就打败了戴尔，后来又并购了IBM等等，成为了一个国际型的企业。
今天我们在并购IBMPC以前，我们营业额是29亿美元，那是2004年的时候，现在我们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营业额做到了298亿美元，我指的仅是电脑这一块儿，市场的份额占到15.7%，马上下个季度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了。
这些事儿本身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种愉快，达到最后的结果肯定那是一种更大的愉快。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艰苦的过程完了以后，打了胜仗、败仗，和同事们在一起复盘、研究我们为什么会打败、为什么会打胜，这个过程本身其实你可以把痛苦变成一种愉快的感觉。真的就打胜了以后，你也可以让它一下子过去进入到一个新的战役，你也可以细细地拆开来享受其中的过程。
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要把树上的果子全摇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种了一棵树，费尽了千辛万苦，树长大了结了果，这应该说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目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果子全摇下来的。我举一下摇果子的过程，像我们每达到一个阶段目标以后，我们会开庆功会，会对外部也有发布会，庆功会内部让自己的员工能够提升士气，大家都感到我们为这个共同的事业做了努力，发布会可以提高企业的声望，因为我们实实在在自己做的嘛，我们应该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过程本身这其实是一个全体团队的享受。
而我觉得更大的享受还是内部的复盘，当初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定得高不高，是不是定得偏低了还是偏高了，做的时候跟预设的环境一样不一样？当时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公司的高层复盘，每个具体部门复盘，复盘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感到，不但是提高了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而且很有成就感，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都起了作用，这种成就感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幸福的感觉。
还有那当然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因为每达到一个新的目标以后，企业的利润又会提升，给股东有回报，员工们有回报。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在做以前，其实是可以告诉大家，做完了以后我们每个人物质上可以得到什么、精神上可以得到什么，到最后的时候超出了预定的目标，每个人能得到自己赢得的一份儿，这个本身确确实实是一种享受。
我自己其实应该讲，1984年的时候，我家里穷得一塌糊涂，固然在那个时候也并不觉得穷的原因是，我的科学院的同事们都这么穷，大家都一样。但是这些年生活实际是在不断地提高之中，如果在提高之中能够品评我们是怎么提高得来的，那会觉得有更愉快的感觉，这就有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幸福本身实际是一种感觉，看你自己怎么去品评它。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是追求的过程中难道都是很愉快的，都是幸福吗？不，也有不是的，有令人不愉快的地方、不幸福的地方，那是什么呢？我想说就是在竞争的过程中的正常程序，比如说进来了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或者是竞争的环境发生变化，要我们去调整、去适应，或者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要内部进行沟通和外边进行沟通，像外边和供应商、银行、政府部门等等，这些本身都是正常的，心态都应该放平静，哪怕你是去好好跟人家说话，或者说去求人家等等，我觉得都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主要是遇到了不按次序办的时候会感到不愉快，就是当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
我举一个例子，1992年、1993年我们在深圳当时办了有一个工厂，当时进口的时候海关给了我们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当时因为年幼无知，不懂事儿就告了状，告状的结果就是上面上来对海关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没有批评当时深圳的海关，只是没有按他们预定的做法对我们进行更大的惩罚。可是后边得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香港每天有大量的运元器件的车到深圳过关，然后在深圳生产了我们的这个产品，主机板，然后再运出去通过香港出口到海外，每天早晨由于当时的海关少，这个关口通关的少，所以说大货车就要排很长的队，大概要等一个多钟头，一眼望不到边全是大货车，当联想的货车到的时候，海关的同志会说这个车是哪儿的？是联想的，那出来查一查，这个谁都不能说什么，查了没什么事儿很好，回头从头排队，又要从头往回排，这样的话一天的工作就耽误过去了，你几次以后感觉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能待了，遇到这种情况心情肯定是，谁也不会觉得这种事儿幸福。
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还是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觉得这只是某一个地方的小环境不好，我们可以绕开这个小环境，后来我们到惠州建立了生产基地，那个地方政府给了我们地，请我们去，这时候我们就会跟政府谈，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很大的生产基地的话，我们希望政府建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口对我们，不能你下面的各个局，比如说税务、工商，所有的部门对我们，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就是你们内部协调好了，办公室一个口对我们，这样行不行，人家说行，后来果然这么做的，就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在这个过程之中，在中国确实做事情，只能够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理想化，那真的是在中国会碰壁的。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企业家们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有两种。
第一种，做完了事儿以后自己的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肯定会不愉快。
第二种，另外更我的不愉快是不按规矩来、不按秩序办，这种时候人们会感到不愉快。
今天的联想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了，遇到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小企业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我到有些省、有些地方去跟领导同志在讨论我们业务的时候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这时候我更多地感觉觉得还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规模，更重要的感觉是我们自己历来都注意，特别注意尊重政府、尊重对方，同时说到做大，我做不到的事儿我从不允诺，我从来不开这个空头支票。
比如说一件事情大概需要2亿的投资，我们说成200亿的投资，大作渲染，到最后的时候实现不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从来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