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 Anoop Singh

　　中国已经平稳地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减速阶段。现在，世界翘首以望的是，去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内需表现能否持续，能否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主导作用。现在是时候把中国的消费者放在增长模式中最前线的位置上了。中国政府将提高国内消费作为今后几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在许多领域采取不同措施。

　　在造成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比例下降的诸多因素中，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是一个主要因素。劳动收入占经济的比重出现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性变化，包括工人从农业（劳动收入比例高）转入制造业（资本占收入的比例较高）。在劳动收入下降的同时，家庭的资本收入也由于银行存款回报率低而出现了下降，主因是银行存款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储蓄方式，而政府对存款利率设置了上限。由于医疗和养老保障不充分，教育成本高企，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人口趋势等因素，家庭储蓄率一直在上升，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下降。

　　上个月，我参加了基金组织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与会人士包括中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国际分析人员和基金组织的人员。该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最大化扩大中国的家庭消费？与会人员强调，这需要在多个领域进行变革，包括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发展住房经济和服务经济，并消除各种比价扭曲现象。

　　减轻劳动者的税负。诚然，社会开支需要税收来支付，但是，劳动收入税以外的收入来源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探索从劳动收入税转向物业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让高利润的国企向政府预算支付更多的红利也是一个替代性的收入来源。

　　给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全球危机已经促使政府加速推进其社会改革计划。过去一年来在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实行普遍医保和为基础教育提供财政资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还有更多可以做的，如加快实施现有的一揽子改革计划，设法对严重疫疾实行全额覆盖，并对高等教育增加政府资助。

　　整顿住房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扭曲是促使人们增加储蓄的又一个重大因素，特别是对那些努力凑钱支付首套房高额首付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物业税或资本利得税有助于抑制投资性住房买卖。此外，中国亟须一个全面及全国性的住房政策来确保住房价格在购房者可以支付得起的水平，特别是那些收入有限的家庭。

　　发展金融体系。发展私人养老金、商业医保和年金市场将有助于政府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并减少预防性高储蓄的诱因。同样，增加不同的储蓄产品种类也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增加消费。此外，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将提供不动产以外的替代性保值工具，从而将使人们更容易拥有房屋。随着基金组织展开对中国的“金融部门评估”，基金组织与中国政府在今年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培育有活力的服务业。今后几年，更充分发展服务业将是增加就业并减少对制造业依赖的关键之一。促进服务业的较快增长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入场门槛应该降低，特别是在那些国有寡头占支配地位的服务行业。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价格扭曲需要解决，如提高土地、能源、水和资金等的成本。改变税收结构也会有帮助。目前，工业是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尤其是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动力来发展服务业。

　　中国的政策制订者正致力于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今后几年在多方面进行改革。使我颇感乐观的是，政府充分了解这一任务的复杂性以及可以有效利用的那些解决办法。我亦感到有信心的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和可持续性地扩大消费，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保持快速增长、创造更多就业的同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少，经济增长质量更高。

　　（注:英文原题：Catalysing Consumption and Balancing Growth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0 ）

　　（责任编辑：侯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