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房地产价格连年大幅上涨，东京圈地价涨幅在1987、1988年分别达57．5％和22．6％；日经平均股价由1985年末的13113．32日元，窜升至1989年末的38915．87日元，涨幅近200％。然而，随着泡沫破灭，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屡创新高，财政恶化，经济陷入长达十多年的低迷状态。
过于依赖外需，弊端凸显
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美、英、德、法、日五国财长会议。这是日本泡沫经济一个重要的背景事件。五国财长会后发表声明，决定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该项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不少著述认为，“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此后大幅度升值的并非只是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都有不小的升幅。到1987年末，日元升幅为43．5％，德国马克、法郎、英镑的升幅分别为41．5％、35％和26．2％。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泡沫经济，惟独日本出现泡沫。这与日本经济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
一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和美国市场。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又缺乏发展大工业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其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有着天然的依赖性。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仅进一步上升，而且严重依赖美国市场。1983—1984年，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9．2％和35．3％。每逢日元对美元升值，出口便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整个经济。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严重削弱了日本应对本币升值的能力。
二是扩大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靠低价格优势。战后日本创造的高速增长奇迹，建立在引进和模仿美欧技术基础之上，即用美欧的技术生产出产品，再出口到以美欧为主的海外市场。到上世纪80年代初，除了节能技术等少数领域外，日本经济技术的这一特点并无根本性改观。为扩大出口，日本对引进技术进行一些改良，使产品更加精巧，但主要依靠的是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然而，日元升值成了低价格优势的“克星”。因此，日本对本币升值一直采取抵制政策。
过于看重增长率，调控政策连环失误
一纸“广场协议”封杀了日本对本币升值的抵制。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提出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应该说，这一政策方向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去实现这种转变。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奉行“生产第一，增长至上”。这一政策主导思想由于工业污染加剧、国民生活环境恶化而受到强烈批判。但是，追求增长数字、以增长率高低论政策成败的观念根深蒂固，80年代后期的政策连环失误均与此相关。
第一，将扩大内需简单地等同于增加总需求。进入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内市场饱和。要实现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需要开拓新的发展领域，扩大市场空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日本政府依然沿用增加总需求的一贯做法，采取“财政金融双松”的政策组合，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位，大量政策性贷款和财政资金投向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公共工程。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剧资金供给过剩，助长了泡沫经济膨胀；大批公共工程上马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进一步刺激地价上涨。
第二，对泡沫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警惕。1987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征兆，同年9月，建筑业因劳动力不足而拖延工期的情况很普遍，建筑材料价格也由于供应紧张而上涨。但是，1988年度财政预算仍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首要政策课题，公布了“第十个道路建设五年计划”，同时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1989年又公布了总额达430万亿日元（相当于1985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总额4．76倍）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又是一剂强力刺激，将泡沫经济推上了膨胀的顶峰。然而，日本政府的关注点却仍盯在增长率上，津津乐道地数着景气的持续时间。1991年10月，经济企划厅发布月度报告称：截至8月份，景气已持续57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事实上，报告发表前，股市泡沫已开始破裂。日经平均股价由1989年末的38915．87日元下降到1990年末的23848．71日元，跌幅达38．7％。
第三，对泡沫采取“一举刺破”的办法。对于吹大的气球，如果采取“慢撒气”的办法，至少可以避免球体破碎。然而，日本政府却未能及时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发生，从而失去了采取“慢撒气”措施的时机。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得民怨日渐高涨。为了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和投机性土地交易，日本在接连调高基准利率的同时，决定开征地价税。从抑制泡沫膨胀的角度看，这些对策已经是“马后炮”。然而，从捣毁泡沫的角度看，这些对策犹如在吹胀的气球上扎了一锥，在刺破泡沫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整个经济，舆论因此抨击此举为“硬着陆政策”。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本政府实施扩大总需求政策却导致泡沫膨胀，最后又借政府之手将泡沫刺破。但是，如果全部归之于政策失误也有失客观。以往出现经济萧条或发生日元大幅度升值，政府也多采取扩大总需求政策。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却产生了泡沫？
泡沫经济生成的内因、时机和条件
对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和其后的刺激政策，都属于外生因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在因素颇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方面：
企业相互持股结构。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率普遍较低，资本结构的这一缺陷是通过相互持股弥补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相互持股，为全面推升股价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由于大部分股份控制在银行、公司等法人手中，市场上流通股有限，很容易将股价炒高。股价越高，资产收益就越多，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炒高股价的题材。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问题。在泡沫膨胀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大银行绕过制度限制，通过旗下子公司，将资金转投于房地产；二是金融机构将房地产视为最可靠的“硬担保”，甚至按房地产预期升值的价值提供贷款。银行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胆贷款，又与“土地神话”密切相关。日本国土狭小，土地资源非常宝贵，金融机构坚信地价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的是号称“护卫舰队式”的保护，由此产生“日本的银行不会倒闭”的神话，弱化了市场机制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淡化了金融风险意识，金融机构的风险内控机制普遍不足。
监察制度不健全。在日本，与银行、保险、证券等相关的制度，其制定、推行和监督检查权，都集中于大藏省一个部门，外部监察制度严重缺失，致使“银证分离”等金融制度中的“防火墙”形同虚设，对于银行体系中的问题、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企业的投机炒作等，无法做到及早发现，自然也谈不到及时纠正。
投机风潮四起，“虚业”压倒“实业”。8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口又面临与欧美日趋尖锐的贸易摩擦，企业经营日趋艰难。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教导企业和人们如何巧妙赚钱的“财技”大量涌现，投机风潮席卷日本列岛。许多企业不再专注于做“实业”，而是投身于土地、股票、名画、古玩等的炒作。“玩财技”压倒了“做实业”。
其实，上述因素并非80年代后期所特有。相互持股在50年代后期就已出现，并不断强化；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一直存在；日元升值自1971年后就反复发生；“土地神话”更不是80年代所特有；要说监察制度不健全，以前一直就是那副样子。人们不免要问，既然这些因素早就存在，为什么过去没有发生泡沫经济？为什么各种因素在80年代后期同时“发作”起来？
应该说，上述各种原因，只是形成泡沫经济的潜在因素，这些因素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转化为制造泡沫的成分。这个时机便是追赶时代结束，后发优势在日本趋于消失。如果没有这个“时机”，便不会产生大量的过剩资金；如果没有大量过剩资金，上述因素便不会被激活，泡沫就吹不起来。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出现资金过剩是一个需要警觉的重要信号，表明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换言之，表明追赶型经济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已经有限。
创新机制缺失，后发劣势毕露
日本是一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自明治维新大约100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史基本上是一部以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追赶史。上世纪前半期，日本曾一度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但是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将日本引向破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再次拉大。战后初期，日本与美国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大约为30年。加速追赶，成为战后日本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奋斗目标。
当然，后起国家也有后发优势。它可以省去自己摸索和试错的过程，通过引进和模仿世界上已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用较短时间赶上发达国家。战后日本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不可能永远存在。随着追赶过程的结束，后发优势消失，而后发劣势日益显露出来。
日本的后发劣势集中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其根源之一在于教育的失败。尽管日本教育的普及程度相当高，但教育体系压抑个性的发展，培养出的“人才”大多缺乏创造性；更重要的根源是创新机制缺失，不仅专利制度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不足以激发创新投资，在财政、税制、金融、政府采购、市场导向等方面，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激励也不到位。尽管日本政府在7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发展知识技术集约型产业政策，80年代初又提出“技术立国”的发展方向，但却没能起到扭转资金流向的作用。80年代中后期，尽管日本拥有号称能够“买下美国”的大量资金，但却没有能力为自己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能力不足。战后的日本在后发优势消失后，迟迟没有从追赶型的发展模式中走出来，创新型社会机制的建立严重滞后。因此，随着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为应对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而增加的货币供给，既不能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也不能充分用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是经济发展转型滞后和制度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一场“虚假繁荣”。
对于日本，泡沫破灭有失也有得。正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清楚地认识到追赶时代已经结束，进一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而启动了对原有体制的全面改造。进入新世纪，日本政府确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发展方向，着力打造创新机制，在全社会培育崇尚创新的价值观和尊重知识产权的自觉性，培育创新型人才，健全专利制度，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财政对科技开发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采购、优惠税制等政策手段，为创新型产品和技术提供支持。日本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2003年，日本扭转了技术贸易一贯逆差的格局，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技术专利纯出口国之一，经济活力逐渐得以恢复。
（作者：张舒英 来源：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