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判中美经贸“失衡”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美国因对华贸易而受益良多。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使美国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位。中国将大部分外贸盈余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水平,使美国消费者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更高的资产价格,而消费占美国经济70%,从而有效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即积极引进外资,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甚至高于日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外贸繁荣是由外资推动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所占比例达到六成,其中大部分是美资。在美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生产链条U型曲线中,美方占据的是包含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等最丰厚利润的两端,中方承担的制造环节,其利润率仅为最终商品售价的3%~4%。若将美资在华企业的利润计入,中美贸易失衡的统计结果将大为改善。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中国经济能够多年保持9%以上年增长率的重要外部条件。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政府有更多的空间和手段,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美国有不少人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帮助中国出口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是造成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的“罪魁祸首”。但这又如何解释中国自2005年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1%,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然攀升呢?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贸易互补的一种表现,是由中美两国资源状况和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决定的。
从比较优势方面看,美国人均自然资源丰富,资本充裕,科技发达,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产业、航空业以及土地资源密集型行业如农业拥有竞争优势;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有竞争优势。
中美贸易产品分类也显示了这一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航空器材、农产品等上面。中国输美产品在早期主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鞋类等。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水平和工人技能提升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环境改善,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场”,跨国公司将在其他国家生产的零配件拿到中国组装成品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中国获得的仅是装配费部分,但商品总价却计入了中国外贸盈余,导致中国出口超高速发展。
可见,中美贸易失衡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美国部分产业受到影响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比较优势,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此类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只会转到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说中国工人抢走美国人工作也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工作在美国将会由机器完成。指责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为失业问题寻找替罪羊的行为,也是美国选举制度下的一种国内政治现象。
第三次战略对话谈什么
以发展的眼光看,中美经贸关系仍具有较大改善和提升的空间。
首先,要看到战略互信对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积极作用。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农产品对华出口增长缓慢的症结,在于中美尚未建立充分的战略互信,美国担心中国将其高科技产品用于军事目的,自设多达数十项出口管制,粮食因其战略属性,中国不愿过多依赖美国供应。
其次,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有一部分是钢铁、纸张等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产品,中国付出了环境、资源代价,美国相关行业却因受到冲击而呼吁制裁,中国“吃力不讨好”。中国降低这类商品的出口退税,提高环保标准,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再者,伴随着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全球生产链中的高利润环节,出于品牌、市场份额或者战略资源考虑的扩张行为会越来越多,难免会与盘踞其中的美资巨头发生冲突和竞争。联想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与美孚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华为收购3Com公司部分股权等,不但在中美经贸领域激起新的波澜,还引发了美方关于国家安全的争议和干涉。由此可见,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贸易失衡将长期存在,而牵涉其中的经济、政治、战略等因素,将使中美贸易纠纷趋于复杂化。
当前,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这使其能将对话侧重于两国经济关系中长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发展搭建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战略经济对话对促进中美经贸健康发展、防止经贸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经济因素对经贸的阻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还应当看到,自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以来,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先后发生了宠物食品质量问题、中策轮胎安全事件、玩具含铅量超标等产品质量问题,西方媒体借机大肆炒作,给中国产品声誉造成一定损害。另一方面,美国8月份爆发的次贷危机持续至今,华尔街遭受重创,美联储被迫降息救市,美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美元对多种主要货币汇率跌至历史新低。上述事件预计会对即将举行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程产生影响。
从双方前期沟通及保尔森近期讲话看,此次对话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增加汇率弹性、金融开放、能源和气候合作等传统议题外,美方代表可能会有以下一些新动向。首先,强调中美共担责任,共享收益,以“责任论”规范和塑造中国,将开放市场与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全球经济大国的诚意相联系;其次,首次将食品和产品安全列入议题,且将其归入贸易完整性范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了前两次对话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缺席此次对话,显示在美元疲弱、各国竞相抛售美元资产的情况下,施压人民币升值在美方代表心目中的排序有所后移。(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