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毕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种种声音一起向上海市政府压来。
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北京方面几经周折，装瓶厂厂址最终选在了北京五里甸的中粮油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也只有一间，是烤鸭厂给腾出来的。
双方当时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汁，其他生产线全是可口可乐免费送给。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佟志广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是引进外资的开端。但是，当时是以完完全全内资企业的形式运作的。真正引进外资还不敢想。”
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赵仲彬介绍说，由于地方偏僻，当时北京可口可乐厂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水质？因为地处偏僻，当地只能取到井水。佟志广也说，自己一直有个疑问——可口可乐总部在美国亚特兰大，它在全国各地的厂家都是购买浓缩汁后要自己加水加料来生产最终的可口可乐，但是各地的水质差别很大，如何保证制作出来的可口可乐是一个味道？
在现场，佟志广见到了可口可乐的“秘密武器”——可口可乐公司专用的净化水设备。这台设备不大，但是技术含量很高。主要是对水进行过滤，以使其成分完全符合可口可乐用水的要求。佟志广还有一个疑问，这个井水过滤后味道能对吗？后来造出来之后，他喝了几口，感觉和在美国喝的还真一个味道。
反可乐风潮
事情一开始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很快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的事发生以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为此，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以下5点理由：1.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2.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3.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4.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5.我们仅限其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中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审批手续等。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当时为什么给可口可乐限制呢？佟志广介绍说，对它的产量进行控制，一是怕可口可乐影响我们的软饮料发展。另一方面，这种限制也是一种保护，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广承认，尽管在美国工作多年，思想不算保守，但是当时自己对可口可乐也有警惕之心。现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仲彬是香港人，自己的子女有的就在大陆生活，回忆起当年也是哑然失笑：“当时走在路上总要回头，害怕身边的行人里就有大陆的便衣，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北京装瓶厂投产后，可口可乐又在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可口可乐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送，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起初广东省领导支持在深圳设厂，后又改为广州。
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1982年初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前，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而此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哈利及其专机的入境签证，将按期在北京入境，并第二天转赴广州。紧急情况下，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的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广州厂最终于1983年投产。
有了前两个厂的基础，准备在上海建第三个厂就比较顺利了。上海厂建成投产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前去参观并题词。
中国现代市场首次卖场促销活动
后来有人说，可口可乐的老总在进入中国时曾说过十年内不打算盈利，这种耐心是日后成功的关键。实际上，可口可乐方面当时并不满足于这种过慢的发展速度。但是中国的复杂情况让他们始料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