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在今年的圣诞平安夜，无论是酒吧还是商场，还是一如既往的喧闹。如果说与以往比有什么不同的话，一就是因为正好赶上周末而格外热闹，二就是无数并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对这个节日过得越来越心安理得了。多一个理由出来聚会、玩耍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这么回答我对“你为什么过圣诞节？”的提问。在绝大多数人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这个原本含义深刻的宗教节日，在被很自然地忽略了其本来宗教意义的同时，又被很自然地赋予了一个新的市俗意义。

西方平安夜的喧嚣与自身传统节日的冷清行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日前有部分学者要求中国人抵制圣诞节。但是这种近乎“义和团”式的思维方式只提出了“破”的宗旨，而没有提出“立”的目标。在因此无数商家为圣诞进行的促销和炒作声中，这样的呼声显得是那么无力和苍白。是啊，难道抵制了圣诞节我们就可以唤回对传统节日的关注么？就意味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延续和发扬了么？

2005年11月24日，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而我们的媒体和舆论在一片惊呼和热闹的讨论后，一切又依然如故。

这些喧嚣与苍白其实共同映衬出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以五千年文明著称的我们努力超越物质贫穷的同时，却正在陷入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缺失。这种缺失让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与解读流于肤浅，让我们将物质进步与国家发展混为一谈。

日前被热议的电视记录片《大国的崛起》让那些认为中国已经物质极大丰富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但事实上，对于一个精神层面缺失的国家来说，这其实意味着虚火上升。曾有一个网友说这部片子隐含的意义就是下一个大国就是中国。是的，对于曾有过辉煌的古代史和惨痛的近代史的中国来说，书写一部光辉的现代史一直是一个国家和全民的目标。

但如何重现辉煌？如何定义和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我们自己是否搞清？油画家陈丹青先生在《退步集》中曾说过，现代中国追求的所谓四个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美国化。汽车、洋房等物质层面成为了富裕的标示和追求的目标。环视北京，无数楼盘充斥着美欧式的名字，并倡导着一种西方的生活状态。因此，中国人对圣诞节的“笑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具有同样性质的现象是，“国际”与“国际化”等词在中国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可以到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去看看，无论其城市规摸和发展程度有多大的不同，一个相同点是几乎都有所谓的国际会议中心。似乎一有“国际”就意味着现代化。但如果到欧美走走，可以发现很少有酒店或会议中心被冠之以“国际”一词。国际一词之被滥用实际上反映出我们视野上的封闭和对自我认识的缺失。

从圣诞节到国际化，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的进步已经追不上物质层面的发展了。《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在其另一部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对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差距所蕴含的危险做了很好的描述。

论语中曾有这么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意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国家才能有发展，其意义甚至超过了粮食和军队。而如今中国的发展现状却恰恰相反。

这样一个信念所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凝聚国内，还在于宣示于外。我们可以否认美国对世界宣称的民主与自由的追求是多么虚伪，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将这一信念在树立国家形象方面做足了功课。被日本人率先炒做的“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几国颇有市场。当亲身接触了印尼和马来人的时候，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这个说法。不仅仅因为中国大而他们小，更因为他们不清楚中国发展之后所带来的将会是什么，而这种发展与他们国家的未来关系紧密。而我们却只能往往以被动的否定来应对，而无法向世界说明我们的“世界观”。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形象总是处于现实清晰与未来模糊这个层面上。按照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逻辑，承认自己的目标是一个大国，就必须要承担大国所面临的责任、代价。然而，在一片对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憧憬中，我们是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做好了准备？我们是否明确追求的国内和国际目标？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将会面对“融入规则和体系，还是改革规则和体系”的问题。但是如果带着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缺失，中国或者面临“融”不好也”改”不了的尴尬，或者面临被人“融”和被人“改”的境地。

（周晓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