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周福堂是清朝张之洞手下的骑兵武官，武昌的阅马场就是他当年操练清朝新式骑兵的场地。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他在自己家园，即武昌大朝街58号，参与指挥了武昌起义，攻下了总督府。辛亥革命成功后，舅舅谢绝了高官厚禄的聘请，退官为民，深居简出，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直到1953年，他年老告终。

我1938年出生于武汉市武昌紫阳湖畔。当时日本兵已临近武汉市，我们全家和舅舅全家逃难到重庆市。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返回武汉市。舅舅家住在大朝街，有一个很大的院庭。大门的院墙上嵌着3-4个栓马的石头桩子。每个桩子上都有一个大铜环系马用。这些大铜环在日本人占领武汉是被下走了。舅舅家与我家关系很密切，而我是我们兄弟姐妹及表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小时候很活泼，比较调皮，我的二舅父周福堂大人，最疼爱我。吃饭时，总是要我跟他老人家同一桌坐在他身边。有时，牵着我在外散步，要我做他的“拐杖”。他老人家一直唤我的小名爱称“小毛”。

我的母亲周遥卿，是我舅舅的大妹妹。我舅舅非常疼爱她。我母亲虽生在清朝，那时的妇女都要包小脚。但我舅父提倡洋务，崇尚科学，反对包小脚，所以我母亲是大脚，这在清朝是很少见的。舅舅还送我母亲去读女子西洋学堂，这在当时的大家闺秀中也不多见。

舅父为人很善良，对穷人做过不少善事。记得抗战前，有一年发大水，街上很多饥饿的灾民，舅父每天让家人熬很多粥，免费发送给灾民吃。而且他自己和家中的男性成员们也一同与灾民一起吃粥。舅舅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叫“秦昌”，还供养他读书。社会上的人对舅父非常尊敬，都称呼他为“周老太爷”或“福堂大人”。他喜欢看戏，长牵着我到“共和剧院”去看戏（在蛇山旁黄鹤楼下边，现在好像是湖北省剧院）。每次剧院的人在前面另外给他放一把太师椅，一个小茶几，上面放两小盘瓜子，糖果之类的。看戏中间，还给他送来几次热水毛巾擦手用。

抗日胜利后，舅舅在武昌黄鹤楼旁的显真楼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相片照得很富态，雪白的胡子直垂胸下，照相馆把照片放大成两尺大的大照片镶嵌在相馆的橱窗内。

舅舅喜欢抽大雪茄烟，1954年他去世前几分钟还在抽它。他去世时，我在场，那时我在湖北教育学院附中上初三（现名武汉市九中），该校也在紫阳湖畔，在他家后门对面。舅舅坐在太师椅内照遗照时，因为帽子松了往下滑，我就跪在椅子背后，用左手在他脑后支撑着帽子照的。

洪敢生

2011年9月2日于加拿大多伦多

来源：辛亥革命网 编辑：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