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

陶永铭：我的祖父陶成章

我10岁之前都是我祖母带大的，我祖父只活了34岁，我祖母活到58岁，很多关于祖父的故事都是祖母讲给我听的。

我祖父出身贫苦人家，他的老家就在绍兴城东的陶堰。祖父从小就酷爱读书，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藏书，也买不起书，常到族中书香人家借阅。他还常头戴毡帽，脚穿草鞋，从陶堰步行16公里到城里，前往墨润堂书苑看书。

那时候，祖父对墨润堂出售的《华盛顿传》、《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传》等中外历史丛书特别感兴趣，一看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只啃个大麦饼充饥。他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也感动了书苑的伙计，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年这个带毡帽、穿草履的乡下佬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陶成章。

祖父勤奋好学，记性特别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被当地乡亲称为“神童”。15岁的时候，祖父在陶堰竹坝头陶氏义塾教了三年书，那时就被人评为出色的教书先生。

祖父特别同情受压迫和被剥削的穷人，路遇不平也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有一次，上虞县道墟村有个诨号叫“赵老虎”的地头蛇，依仗权势企图霸占农民的鱼塘，农民们群起反抗，其中几人竟被赵老虎的狗腿子打得奄奄一息。

祖父知道后，立即去找赵老虎评理。赵老虎不讲理，反而殴打祖父，还勾结县衙门发出传票要缉拿祖父。祖父不得不连夜避往邻近的嵊县，到一个富农家里放牛，半年后，赵老虎病死，祖父才返回陶堰。

祖父19岁的时候在东湖通艺学堂任教。有一年冬天，雨雪霏霏，祖父教完课返回途中，听到“扑通”一声，祖父意识到有人落水了，毅然脱去棉袍，跳入冰冷的水中，将落水者救上岸。后来他得知落水的女青年因不满包办婚姻产生了厌世情绪，一时想不开才投河。这以后，我们家与那被救女子的一家成了世交，现在，我们还和亲眷一样逢年过节都在走动呢。

祖父青少年时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对那时在中国为非作歹的洋人极为愤恨。有一次，祖父进城时，在清道桥遇见一洋人，坐着八抬大轿，呼三喝四，不可一世。祖父就到油烛店买了一串联珠鞭炮，点燃后扔进了轿子里。此事惊动了山阴和会稽的县令，他们联合行动，派密探追查肇事者，幸好有在场群众掩护，祖父才化险为夷。

祖父从23岁起投身革命，由于北上刺杀慈禧太后失利，祖父随着当时留学日本的大潮去了东京，准备学习军事，以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后来，光复会创建后，急需大批军事干部，祖父和徐锡麟、龚宝铨一起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

可以说，不仅祖父的一生与教育事业有缘，我们一家人都与教育事业有缘。我的父亲也教过书，我自己曾在杭州第四中学教书，后来又回到绍兴教书。我儿子在绍兴文理学院教书，孙女、孙子毕业后也在中小学教书，算起来五代人都是老师。

祖父说过：教育是家传的。所以祖母常和我说，要把教育事业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做到了。

秋经武：我的姑婆秋瑾

我是秋瑾烈士的侄孙，我的祖母张淳芝是秋瑾的长嫂，她们姑嫂的感情特别好。

姑婆秋瑾就义的时候，我的父亲才5岁，我们对秋瑾的认识，都是通过我的祖母口述而来的。

我祖母常告诉我，在亲戚的心里，秋瑾不是传说中的鉴湖女侠，秋瑾就是一个秉性很端庄的大家闺秀。虽然她常常抛头露面发言演讲，但生活中其实很严肃，她从小也一样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从来不说一句轻浮话，一身正气。

我的祖母与秋瑾的关系十分融洽。秋瑾出嫁时，是我祖母为她筹办的妆奁。秋瑾出国留学日本时，秋家本身因连年不断遭受家庭变故，经济上由盛转衰，根本没有能力为她提供帮助。

1904年，秋瑾初到日本，写信给我祖父秋誉章，诉说她身在异国，立足不易，生活上竭力艰苦，其实，她自己省吃俭用，把一部分钱分给了当时在日本逃难的中国人。我祖母知道后，毫不犹豫，立即变卖了自己的一付翠镯，寄去一百银元，以作接济。

1905年春，秋瑾结识的革命志士越来越多，开支更大，她便回国来募捐经费，先到上海四处奔波，但一筹莫展。那年4月底，她回到了绍兴，当时我祖父正在北京，她便把筹款的打算同我祖母说了。我祖母不愿让秋瑾空手而归，便出面向其娘家借款千元，让秋瑾带去。后来这千元巨款拖了数年之久，由我祖母变卖了自己陪嫁衣饰才还清，对此祖母没有半句怨言。

祖母告诉过我，在秋瑾被捕那天，她送过3次钱叫秋瑾离去。第一次是祖母出面向其弟弟张时帆求援，尽手头所有现金凑集了300元；第二次是用张时帆亲笔写的向某钱庄借款便条，借得200元。这500元秋瑾全部交给了王金发，用于安全疏散他们招来的一批埋伏在绍兴城内的敢死队员。而第三次，祖母派人将她变卖金簪和金戒筹得的300元送去时，秋瑾已经被捕。

祖母一直觉得秋瑾死得很“罪过”，她给我们立下了家规：一、秋瑾死得很惨，她身后一切荣誉不许去沾、去争；二、国民政府给秋瑾的抚恤金，秋家不要；三、如果有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污蔑、诋毁秋瑾，秋氏家人应挺身力拒、力驳。

祖母的家规，我至今一直遵守着，我想做的是历史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