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与孙中山前排中在东京合影。资料图片
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尽管数量众多，却难以采取足以推翻清王朝的大规模集中统一行动，形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最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出面，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将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于首倡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国内外革命青年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明显加强，使孙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孙中山流亡海外，心向祖国，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断探索着革命前进的道路。孙中山不仅为建立统一革命组织扫除了思想障碍，准备了明确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联系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总结出了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经验。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很快就前往留学生集中的东京。在东京，孙中山找到了留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黄兴，商定与华兴会联合的问题。孙黄会见确定了兴中、华兴等会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7月28日，孙中山又与华兴会的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会谈。会谈中，孙中山始终着重地强调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对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7月29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同商议华兴会会员参加同盟会一事。经过激烈的讨论，在东京的大部分会员决定参加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在东京举行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商讨组建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到会的有70余人，包括来自17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黄兴等先后发表演说，分析当时形势，痛陈革命大义，阐明进行革命的方法和组建统一革命组织的必要性。经反复磋商，最后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筹建工作至此大体就绪。
8月13日，东京正是盛夏季节，在结构精巧的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夜由它的领袖向广大群众宣布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到会的有1300多人，还有数百人伫立在街旁仰望楼上。这样的盛况，对于东京留学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作了充分的估计，接着分析中国只是在近代才落后西方。他充满民族自豪感地预言，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批评君主立宪主义和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下定决心，鼓起勇气，迎头赶上，不惜以流血为代价，“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到会的听众，经久不绝的掌声显示了留学生对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决支持。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敲响了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的钟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会的有百余人。大会修改并通过了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负责起草的章程草案，确认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规定凡其他革命团体宗旨相同而有愿意联合为一体的，概认为同盟会会员。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东京，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大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选出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协助孙中山筹划一切，主持本部工作。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最初就是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明确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含内容，即孙中山所说的民族革命。具体含义是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国内个民族的平等。在用民族主义概括阐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孙中山注意强调“驱除鞑虏”，实行民族革命，并非是遇到不同民族的人便排斥他，指出革命党人并是恨所有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也就是孙中山所要进行的政治革命，在同盟会纲领中居于核心地位。民权主义主张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同时，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强调实行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革命党人统一的任务，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进行政治革命，不能分成两次进行。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即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劳资尖锐对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次性完成，以防止西方社会种种弊端在中国重演。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诞生，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挥中心，成为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新起点。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首先抓紧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国内外支部、分会的组织建设；二是《民报》的创刊和对保皇派的论战。同时，也为新的武装起义做了积极的准备。
来源：中国网 编辑：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