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