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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受益者”--文化体制改革亲历者讲述
2011-10-12 09:40:05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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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受益者”,这是记者日前在文化体制改革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8年,多位亲历者认为改革对自己产生良性影响:管理者们发现作品从“叫好不叫座”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得,文化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年轻人从论资排辈到“凭本事说话”,潜力被充分挖掘;老职工从担心毕生努力被一笔勾销到切身感受改革带来的妥善安置,艺术生命力得以延续。

“再选择回事业体制?我们都不回去了!”

2008年12月,成立近50年的广州杂技团转制为企业。那是曹建平担任杂技团团长的第13个年头,刚知道要转制时,她大哭一场,“不光是我,从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在哭。以为政府撒手不管,让我们回到旧时代杂耍的社会地位。”

曹建平没有料到,仅在转制一个月后,杂技团在北京连演14场《西游记》,收入超过150万元,这与以往的市场收益有“天壤之别”。“改革前我们不大考虑成本,《西游记》用了260多名演职员、8个货柜道具,为了拿奖不惜一切代价。转制后我们把节目压缩成60至70人,道具两个货柜就搞定。”更重要的是,转制前不管动作难度高低补贴都一样,很多人以“今天腰疼”等理由逃避演出。转制后实行绩效管理,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不仅让杂技团的精英充满干劲,还引得外地优秀演员纷纷加盟。

让曹建平更加心安的是,转制后政府对杂技团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翻修杂技小剧场和排练场,另外还拨款支持精品创作,特别是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包括亚运会之后推出的《亚运小子》。

在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很多人与曹建平感同身受。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柯军就是其中一位。2005年1月昆剧院整体转企改制,柯军最初很不理解。不过,他很快就尝到了转制的甜头。在把演出目标从“获奖”转向“市场”后,一批“主流化、国际化、时尚化”的作品相继问世,昆剧《1699·桃花扇》不仅有传统版本,还相继打造出青春版、老年版、音乐版等6、7个不同版本,满足了不同剧场和观众的需要。2010年昆剧院演出644场,是转制前的6倍;收入达607万元,是转制前的10倍。演员年收入也从过去不到1万元达到眼下的7、8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不久前中央明确昆曲可以作为公益性文艺院团保留事业编制。不过,柯军认为院团从转企改制中受益匪浅,“再选择回事业体制?我们都不回去了!”

“如果没有改革,像我这么年轻只能跑龙套”

与曹建平、柯军等管理者从不理解到支持改革的转变相比,年轻人接受文化体制改革的速度更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打破传统用人机制的弊端,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极大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和成长,让一大批艺术人才脱颖而出。

今年21岁的单雯16岁时经过层层选拔成为《1699·桃花扇》的主演,如果在事业体制下,这个年纪毫无例外都在跑龙套。“我父母也是昆剧院的,都从跑龙套开始。”单雯还有一件事让父母“嫉妒”:昆剧院一年给她办一次专场演出,而父母迄今还没有一次专场。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往往是演出前两天门票就卖光了。

同在江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的张其萍也在转企改制大潮中脱颖而出。2003年刚进剧团就赶上歌剧《悲怆的黎明》选角,和资深演员竞争当上了女一号,这在以前难以想象。2010年,集团为她打造了一场高规格音乐会,“集团调动了交响乐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的资源,如果不是文化体制改革,这样的资源整合不可能实现。”

从“跑龙套”到“当主角”,这样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文艺院团内。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建立新的选人用人机制,去年集团开展了新一轮中层管理人员公开竞争选拔,通过公开演讲答辩、民主推荐测评、组织考察等程序,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刚满30岁的谢志坚通过竞聘成为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如果按资排辈,这个年纪当上处级领导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光是我,还有十多名30岁上下的同事走上了直属企业领导岗位,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进入集团后备人才库。我们确实是改革的受益者。”谢志坚说。

“虽然退休了,比以前活儿还多,精神头儿更足”

“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老职工如何安置一直是困扰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能否平稳顺利进行的关键。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在改革中充分考虑保障老职工利益,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提高转制分流人员和离退休职工的待遇,让所有职工能够共享改革成果。一些老职工发自肺腑地说,“党没有忘记我们,单位没有忘记我们。”

“虽然退休了,比以前活儿还多,精神头儿更足了”,58岁的徐志文在2004年长影改制时是“最反对、最想不通”的一个,写了不少大字报。“当时就是认为厂里在甩包袱”。随着改革后长影经营状况逐步好转,离退休和分流人员待遇不断改善,他这几年不仅涨了工资,节假日还有补贴。

长影集团董事长刘丽娟说,改革首要原则就是“瞻前先顾后”,解决好人的问题特别是老职工的利益。2010年以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长影集团先是一次性支出2088万元,为260多名退养人员解决了工资封顶问题;又从今年开始,每年支出1380万元,为1370名退休人员解决工资待遇偏低问题;还准备分三步支出3800万元,为900多名厂办大集体人员解决改制问题。

近两年长影解决生存问题后将工作重点转向了艺术创作,徐志文等一批离退休的老艺术家被集团返聘回来。徐志文目前担任长影(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基地的首席制片人,该基地2008年成立,已拍摄完成影片100多部,目前正筹拍“农民工之歌”“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社会和谐”四大系列影片。

除了长影,每一个转制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安置老职工。江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与三江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各合作成立一个演艺学院,让舞台经验丰富的艺术家转去做老师,发挥其艺术余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老员工的进退去留不搞简单的“一刀切”,采取了自主转岗、待遇激励等有效措施,让高年资员工各得其所,在合适岗位发挥重要作用。

江苏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勇说,这一轮改革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兼顾各方利益,“老人老办法、新人新举措。有了好的安排,人心就安稳下来,发展就有了保障。而改革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发展。”

来源:新华网 编辑:邓京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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