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明节到政治清明同题材不同创作目的
余辉告诉记者，三本《清明上河图》虽然题材是同样的，但创作目的却大为不同。
三本《清明上河图》卷都是表现开封城内外清明时节的人物活动，尽管明清两朝将开封绘成苏州城的面貌。由于画家的时代、地位、身份的不同，在同名绘画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创作思想。他们观察社会的视角有所不同，进而形成了三个版本之间的本质差异。如“宋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回避市面上的各种矛盾；而“明本”的思想主旨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各种供享受和消遣的店铺应有尽有；“清院本”出于粉饰太平的需要，回避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矫饰的手法和浓重的色彩，正面表现了繁盛的商贸和强盛的军力。
三个版本在画面结构上最大的不同是：“宋本”画到城内的喧嚣处便戛然而止，作者张择端另行绘制了表现宫俗的长卷《西湖夺标图》，与描绘民俗的《清明上河图》成为姊妹篇，一并进呈宋徽宗。“明清本”则将画中的这条商贸大道画到尽头，增绘的半段是：面对这条大道的北宋皇家御园金明池（俗称西湖），正在举行龙舟竞渡。因此，“明清本”淡化了清明节的气氛，增添了更多的喜庆和享乐的节目。这些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潜藏着画家的创作观念、绘画目的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三本长卷虽然是同名绘画，但是在时空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宋本”所画的时间段是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清明节，空间是汴河两岸从近郊到开封城内的世俗生活，“宋本”中的人物大多是围绕着清明节这一天的祭扫、聚会、商贸等活动展开的，没有鲜明的喜庆色彩。“明本”和“清院本”在时间上淡化了清明节这个感伤的日子，上坟祭祀等活动不再出现，场景气氛相当欢乐，甚至在卷首就出现了嫁娶这样不可能在清明节出现的喜庆之事，画中所绘不是一个特定的节日，而是集中概括了许多佳节的喜庆内容。余辉认为，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变异，主要是欣赏者们追求享乐的审美需求，这种需求被商业化放大后，最终导致了“宋本”《清明上河图》的主题发生了重要变化。清代乾隆朝欲求表现其乐融融的官民生活和繁华的商贸活动，而且更具规模化，昭显太平盛世之象。在“清院本”中，清明时节悲切的内容和场景，更是荡然无存。至此，《清明上河图》这一特殊的民俗画卷完成了由表现清明节转变为渲染喜庆佳节的过程。
宋本是以画谏言 繁荣背后隐藏暗线
在对“宋本”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长时间认真研究后，余辉自信地认为，此画卷并非只是简单的描绘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
从文献中可知，汴京是十二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137万，8厢120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北宋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因此消防是当时朝野最关注的严峻问题。当时汴京的防火措施非常严密，每个坊都设有一座望火楼，专门观测火警。楼下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军队驻守，专司消防。余辉说，张择端画了望火楼，但楼上无一人观望，更夸张的是，望火楼下的两排兵营被改作了饭馆。
而比消防缺失更可怕的是城防的涣散。画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原本应该是有重兵把守的城防机构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家商铺，老板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不是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余辉说。
画卷中有很多船，其中大量的是运粮的私家船。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商贸兴隆的景象，实则反映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失误：宋徽宗将大量运粮的官船用去运送花石纲，使得粮食运送出现问题。私船趁机而入，并渐渐把持住了城市的粮食市场，进而操控粮食价格。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画家在图中隐藏着对现实社会中一些隐患的忧虑：他将船与桥的矛盾和桥上文武官员的矛盾交织为全卷的视觉中心，通过表现惊马闹市、船桥险情、官员争道、军力懈怠、城防涣散、消防缺失、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痼疾。余辉认为：“这些本不是赏心悦目的绘画内容，张择端却精心描绘，成为其作品深处丰富的潜台词。”
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余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张择端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他解释，由于宋太宗采取鼓励文人谏言的政治措施，关注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成为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作趋向。北宋官吏利用绘画向皇帝表述民情的手法不止一例，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大灾之年，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借工匠绘制的《流民图》请求宋神宗停止王安石的变法活动。遗憾的是，宋徽宗仅是对该图的绘画技法表示肯定，却对其思想内涵没有兴趣，于是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出去了。
苫布、狼筅、骑射，画作细节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宋本”“明本”“清院本”属同一绘画题材，在其内容变化的背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画中的许多细节并非画家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社会历史造就了它们，它们也反证了社会历史。”余辉如是说。
余辉从三本中分别举了一个例子：
“宋本”中有一种覆盖在独轮车上的苫布被称为“奇特的盖布”，先后两次出现。它讲述的是北宋激烈的党派角逐。仔细观察，这两块苫布其实是用绫或绢裱的大幅书法作品，字迹出现连笔，像是文人草书。余辉判断是从大屏风上撕拆下来的。这种东西本该是某大户人家或官府甚至是内府里大屏风上的书迹。结合史书上的相关记载，余辉分析，在书画繁盛的北宋时期，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前朝参与党争的重臣在新朝受到排挤，因而殃及其翰墨。从时间上看，画中那些被当成苫布的书法极可能是被哲宗朝宣仁太后任用的旧党文人的手笔。哲宗亲政后，废黜旧党，那些趋炎附势者必定会一一拆除旧党在衙署或宅第里的笔墨作品。画中两辆独轮车上苫布遮盖的物品相同，都是大轴或书册之类，而且都是运往城外的。“北宋汴京城火禁严明，想必是到郊外焚毁。”他说，“两块苫布反映的是当时党派角逐的惨烈。”
在“明本”里，城防能力被大大强化，城墙上有专供射箭用的城垛，无一有遗。包括水门在内的两个城门都有一个瓮城，一个兵卒持矛伫立在城门内的守备间里，门外竖立了三个标牌：“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显然，在这座繁华城市的背后潜藏着高度紧张的战事活动，即常有军事间谍入城从事谍报活动。门口的左右两排武器架上插放着刀枪剑戟，墙角还倚靠着四块盾牌。这里还画有明代抗倭特有的武器——狼筅，它是戚家军专为对付倭寇而发明的。此外，地上还堆放着三组铁球，说明这里还有火炮装备。城门外有三个大汉正在注视着进出的人群，有可能是便衣，在“宋本”和“清院本”里没有这样的人物。城门的另一侧是水门，暗藏千斤闸，门外有两个兵卒在守卫。画中城门内外的种种紧张的迹象，不难看出画家记录了那个时期为防御倭寇进犯留下的深刻时代烙印。
“清院本”的前半段，与运河平行的是长长的禁军校场，骑手们正在轮番练习骑射，演武场的尽头是检阅台，一位禁军头领端坐其上，各路领军佩刀侍立两侧，一值日官执小旗跪地禀报。左侧旗台五官伫立，右侧旗台鼓号齐鸣，左侧旗台上的官员们挎刀而立。浩浩荡荡的阵势引得许多百姓聚集围观。画中的马匹为清一色的蒙古马，可谓兵强马壮，清代盛期的军力和国力之强，可见一斑。骑射是满族的“长技”，清初几位皇帝一直督促八旗子弟的武功活动，乾隆皇帝登基伊始就加强八旗兵的骑射训练，整饬武备。（本报记者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