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他就在深圳拜见了在那里休息的习仲勋同志。“当时习老身体不大好，住在深圳。第一次跟习老和他的夫人齐心大姐见过面后，他们对我比较认可。从那时候起，五年中，我每年大半年时间都在齐心大姐身边工作，有时在深圳，有时在北京，也陪同齐心大姐去北戴河修改书稿。”

在此期间，贾巨川查阅、参考了大量史料证据，又走访了150余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战斗、生活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获得了大量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2001年五六月间，贾巨川还陪同齐心大姐在当年习老曾经工作过的陕甘宁边区6个地市考察走访，足迹遍布23个县、60多个革命旧址。他还多次到习老被下放期间生活过的洛阳等地进行调查访问。“有的国家领导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留给后人的真实材料就比较丰富；但习老不写日记，本人留下的文字很少。习老平时说自己的事也很少，晚年他的身体也不允许长时间谈话。大量的书报、杂志都是别人的旁证，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特别是涉及的历史文件，甄别工作很繁杂。很多历史文件当年都是手写的，文字涂抹、漫漶不清的情况严重。这些文献的考证与辨别多是在放大镜下完成的。”这些工作，保证了这本传记成为一份严谨的史学研究成果。“写作过程并不是完全按照成书的顺序进行的，而是哪一部分材料成熟了先写哪一部分。写成后就送习老本人和齐心大姐审阅。”贾巨川介绍，幸运的是，习老生前亲自审阅了约20万字的内容，“秘书念给他听，根据习老的身体情况，每天念半小时或一小时。齐心大姐也一起听。习老对所写内容基本都没有意见，偶尔也有改动和调整，总共大约提了十来条意见。”他说，习老审定的内容大多是上卷内容，对下卷的“蒙难16年”也看了。最终，习老给出了“原则同意”的书面答复。因为跟着齐心大姐，随时可以请教她，听她对历史事实的讲述和修改建议。《习仲勋传》(上卷)2008年出版，获得陕西省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等。近日，又被列为中央党校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读百本书”第二个五年计划推荐书目。《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文汇读书周报》等8家媒体刊登了长篇书评。今年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还专访了贾巨川先生。

“齐心大姐评价说这本传记很真实、很生动、很感人，她还两次亲笔为贾巨川写了工作鉴定。中央领导同志也做过评价，表扬贾巨川同志非常严谨、文字推敲得非常细致，作为家人很满意。这些评价都有书面纪要。”贾巨川说，遗憾的是习老本人没有看到书出版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介绍，2009年1月传记的下卷即已送审，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原则问题较多，因此审查得有一个细致的过程。

缅怀纪念老一辈革命家，应以总结经验、着眼未来为基础，为今后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贾巨川表示，我们一直有着缅怀、纪念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的良好传统，尤其在去年建党90周年的时候，系列纪念活动达到一个高潮。“但是这种纪念不能只是停留于颂扬和歌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纪念活动讲话中曾说过，‘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不要忘了反思过去的教训’，这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纪念一个人，还单纯停留在歌颂层面，其实真正实事求是的纪念应该是以总结经验、着眼未来为基础的，最重要的是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为现在以及今后的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只有这样的纪念才更有意义。”

他认为，对习仲勋同志的纪念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当然十分尊重习老为中国革命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对老人家也很怀念，但实事求是仍然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能因为某种人为的因素加以夸大。比如在改革开放中习老在广东的工作，是历史把习老推到了时代的潮头，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担当了重任，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第一线的指挥员，但他仍然是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假如说这是一部大的集体作品，老人家为之倾注的心血更大一些，下的力更多一些。如果说得过头了，老人家自己也不会同意。”

贾巨川说，我们从前辈身上继承的主要是一种精神，从他们争取独立、和平、民主、自由、为了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中获取激励与动力，从而为我们的国家更民主、更富强、更和谐、人民生活得更有人格尊严而继续奋斗。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一员，我们纪念习老，也应立足于现实与未来。《习仲勋传》(上卷)为我们记述了青少年时代的习仲勋同志的文韬武略和战士品格，展示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我们应该学习革命战争年代里像习仲勋那样的一代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的胸襟、胆魄、勇气、毅力、人格和精神，继承他们那种无私无畏、舍生忘死、襟怀坦白、大气凛然、不计名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战，用心踏实做好今天祖国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件事。

来源：济南日报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