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反对到底是来自何方呢？好像有一个流行的假设，即现代技术等于更高风险。事实上，也有许多非常自然且有机的方法会带来疾病和早死，如2011年德国有机豆芽带来的混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大灾难，死亡和受害人数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当，原因是从埃及进口的豆芽种子受到了可能是来自动物粪肥中大肠杆菌的污染。
总共有53人死亡，3500人患上严重的肾功能衰竭。为何这些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因为他们认为这更加安全健康，他们更担心来自被严格管控的化学杀虫剂和化肥的微乎其微的风险。
如果你能毫无偏见地审视这种情况，那么大部分的争论，无论是反生物技术还是有机论，仅仅是建立在自然主义谬误的基础上——坚信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工就是坏的。这是一种谬误，因为也有很多纯天然的有毒物质和自然的死亡方式，正如那些死于大肠杆菌中毒的受害者的亲友们告诉你的一样。
对于有机论者，自然主义谬误被提升到了整个运动的核心指导原则的位置。这是非理性的，而我们美其名曰为了地球和我们的孩子做得更好。
这并不是说有机农业没有任何贡献——已经开发出来的许多好的技术，如间作和伴植，即使这往往需要很高的劳动强度，环境效益仍是显著的。农业生态的原理如养分循环利用和促进种植多样性等，无论在哪里都应受到更多重视。
但是，现在有机论已经到了拒绝革新、阻碍技术发展的地步。这里再次用转基因作物这个最显著的例子，许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让我们能不用危害环境的化学药品，因为这些作物的基因组发生了改变，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这为什么不算有机农业呢？
我完全赞成世界的多样性，但这意味着一个农业系统不能宣称具有垄断的优势，并且排除所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存？特别是当我们被传统技术所桎梏，而其比新技术存在更高的内在风险时。
几乎所有人都好似对“有机”充满敬意，并认为质疑这种正统观念不可思议。那么今天，我就要在这里质疑它。
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因为现实中的盲目偏见没有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创新。我举两个例子，遗憾的是二者都涉及绿色和平组织。
去年，出于一贯的原因，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损毁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对此十分熟悉，因为我自己也曾这样做过。不管如何，这是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金开展的研究。他们反对它，是因为它属于非自然的转基因作物。
很少有人知道另外还有一项试验正在进行，幸运的是，那些带着割草机的绿色和平组织积极分子没能破坏这项试验，科学家因而意外发现一种小麦可以增产30%。试想，如果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破坏了此次创新，这些知识或许根本无从产生。英国全国农场主联合会（NFU）主席彼得·肯德尔近日表示，这就像在人们尚未阅读图书馆中的书藉之前烧掉它们一样。
以英国洛桑研究所为例。去年洛桑研究所进行了一项抗蚜虫转基因小麦的试验，这种小麦无需杀虫剂便能对付这种严重的害虫。
因为其是转基因作物，所以反对者决定要破坏它。而由于约翰·皮克特教授及其团队的勇气，反对者失败了。教授等人利用YouTube和媒体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很重要，为何其不应被损毁。他们的请愿收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签名，反对派则只聚集了企图破坏的数百人，因而白白耗费了心思。
一个入侵者设法越过栅栏，他正是典型的反对转基因抗议者——一位伊顿公学的老贵族，他多彩的过往使我们牛津当地的布兰德福德侯爵看起来像是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典范。
这位出身高贵的积极分子将有机小麦种子撒在试验点的四周，作为象征自然的一种声明。皮克特教授的团队告诉我，他们以非常低技术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用无线便携吸尘器将这些种子清理干净。
今年，除了重复小麦试验，洛桑研究所正致力研究一种omega-3油籽。其或能取代鲑鱼养殖饲料中的野生鱼类。这样可以基于陆地种植的原料进行水产养殖，帮助减少过度捕捞。是的，这是转基因作物，所以可以预料反对转基因者还会呈抵触态度，即使该研究具有明显的潜在环境效益，有利于维系海洋生物多样性。
我不了解各位，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很明确：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已经结束，我们不应该再来讨论它是否安全。在过去的15年中，人们吃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物，但没有一例被明确证实是有害的，吃转基因食物有害的几率比你被小行星砸到的几率还低。更重要的是，有食用有机食品致死的例子，但却没有人因为吃了转基因食物而死亡。
正如10年前我的所作所为，绿色和平组织和土壤协会声称其被科学共识所引导，就像他们对气候变化所宣称的一样。但对于转基因作物而言，同样还存在一种坚如磐石的科学共识，其由美国科学促进会、英国皇家学会和世界各国的卫生机构及国家科学院所支持，不过，这种不容忽视的科学共识却因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冲突而被忽略。
最后一个令人难过的例子是转基因抗枯萎病马铃薯的故事。这种马铃薯由爱尔兰一个公共基金支持的研究所培育出来，但是爱尔兰绿党（他们的领导人经常参加这个会议）极力反对，最后甚至诉诸于法律以抵抗转基因马铃薯。
尽管抗枯萎病马铃薯能使种植者每季少用15次杀菌剂；尽管马铃薯属于无性繁殖，花粉污染可谓无稽之谈；尽管抗性基因来源于马铃薯的一个野生近亲。
19世纪中期，在爱尔兰发生的马铃薯饥荒致使上百万人死亡，因此抗枯萎病马铃薯具有很好的历史共鸣。这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使爱尔兰成为消灭枯萎病的国家。但因为爱尔兰绿党的反对，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不幸的是，现在官僚也站在了反对者这边。威尔士和苏格兰公开排斥转基因作物。本应由科学来指导的政府机构却把中世纪迷信作为了战略的需要。
非洲和亚洲同样不幸。印度拒绝种植转基因茄子，尽管它能减少农药的使用并降低果实的农药残留。印度政府如同凡达纳·希瓦一样，逐渐陷入了“向后看”的意识形态。希瓦认为，工业化之前的村庄农业是理想的，但在历史上那是一个饥荒和动乱频发的年代。
在非洲，“不含转基因”仍然是许多政府的座右铭。比如，肯尼亚因为可能存在“健康风险”，已经禁止了转基因食品。尽管事实上它们可能减少这个国家广泛蔓延的营养不良问题，而营养不良对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肯尼亚，如果你培育出营养更丰富或者产量更高的转基因作物来帮助贫困农民，那么你将在监狱中待上10年。
因此，急需的农业创新正被一系列令人窒息的管制所扼杀，而这种管制并不是基于合理的科学风险评估。现在的危险不是转基因食物会危害到谁，而是富裕国家的少数人由于想让他们的食物如设想般自然，而使数百万人遭受食物缺乏的危害。
我希望事情正在改变。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近为约翰·英尼斯研究中心提供1000万美元以启动使主要粮食作物具有固氮能力的研究，并且从玉米开始尝试。是的，绿色和平组织，这也是转基因的。忽略它，如果我们能减少全球氮污染的问题，并使主要农作物自己固氮，那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我知道，从政治方面而言这是不正确的，但我们需要在国际上破除谎言并解除管制。当我与认识的植物学家谈论这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因为政府机构和很多人的风险意识是完全错误的，其正在阻止一项极其需要的技术。
诺曼·博洛格已经离世，但我认为当我们拒绝屈服于政治上正确的正统观念时（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是在向他的记忆和视野致敬。现在风险依然很高，如果我们继续这样错下去，数十亿人生存的前景将受到损害。
所以我敢请今天在座的各位问问你们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看法，看看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检验。凡事要讲证据，这样才能确保你们能超越那些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参照式报告。
但是最重要的是，农民应该能自由选择想要采用的技术。如果你认为旧有的方法最好，那没关系，这是你的权利。但你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妨碍他们努力尝试其余不同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有可能更好。农民懂得人口增长的压力和世界变暖的问题，他们知道每公顷产量是最重要的环境指标，了解技术永远不会停止发展，也知道电冰箱和马铃薯都曾作为新鲜事物引发过恐慌。
所以，对那些反对转基因的游说团，从英国贵族、美国美食界的明星大厨再到印度农民，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你们现在应该清楚，科学不支持你们。我们即将到达一个危急时刻，无论是为了广大人民还是这个星球，现在请你们让开道路，让我们这些余下的人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养活这个世界。
谢谢各位！（张梦然 常丽君 张巍巍翻译）
(中国科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