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用力 反腐从严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清楚地知道，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由于统治集团生活腐化、不思进取导致的。因此，毛泽东对腐败十分憎恶，发誓不做李自成，也不允许下属学刘宗敏。在他眼里，丝毫容不得党内存在腐败，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他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一生最重视的工作之一便是从严治党，防止党的变质，防止军人党员特别是干部队伍被腐蚀腐化。翻开《毛泽东选集》，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打击贪污腐化防止消极腐败的文章和言论比比皆是。他把反腐败当做“打老虎”，主张“大老虎”“小老虎”一齐打，并指示“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比如，1932年，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判处死刑。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1934年，又对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三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毛泽东严惩腐败，执法如山，受到了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捍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开枪将刘打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这个思想和作风腐败分子以死刑。黄以为自己为革命有功，写信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写信给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

1940年，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战斗伤疤的老领导——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公然贪污3000多元大洋。案发后，军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肖以功臣自居，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后，对带信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仅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查出贪污案件1157件，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延安乃至全国的威望大大提高。对此，中外媒体无不称颂陕北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一个真正为民众的政府。

1951年11月，在是否枪决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1952年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

这是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事后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廉政。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思想。总结毛泽东的反腐倡廉实践还有很多。例如，加强学习、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反腐倡廉；加强世界观改造，从思想上反腐倡廉；废除专制，从体制机制上反腐倡廉；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从作风上反腐倡廉；建章立制，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等等。(中国纪检监察报)